5.5.4　创造性翻译过程与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无意识认知

现有的翻译过程研究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无意识认知研究上，它将程序性认知和自动化的认知看作是无意识的。如第四章所述，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无意识认知主要体现为横向水平加工、自动化的不可控加工和默认直译，这些构念都与内隐记忆的激活有关，也都预设了与其对立的有意识认知的概念，即按照某个计划进行的可控的理性思维过程。在第四章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译者实时加工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创造性认知过程，也许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意识的。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创造性随着执行控制的水平升高而下降（Saggar et al. 2015），这似乎也说明很多创造性认知活动是无意识的。

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翻译学是以涉身认知为基础的，更多地关注译者的无意识认知（包括集体无意识认知和个体无意识认知）。在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框架下，其扩展的认知观从根本上拓宽了无意识认知的范畴。正如Johnson & Rohrer（de Oliveira & de Souza Bittencourt 2008）所指出的，认知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心智运作和心智结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参见Fuchs & Robert 1999：vii-x；Lakoff & Johnson 1999：11）。归结起来，认知语言学的无意识认知需要从认识论层面和元认知层面加以理解，其主要观点是，我们无意识地按照身体和环境决定的框架和路径进行思维，大部分的理性思维也往往是基于某种隐喻框架的。因此，这里的无意识认知并不是心理学中所指的自动化的或无知觉的概念，也不仅仅限于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

如前所述，Risku以情境化涉身认知理论为概念框架对译者的创造性和“直觉”作出了更加具体化和更加明确的阐释。她认为，每一个翻译过程都是需要辨识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挑战性活动。专家译者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灵活、自由的“交互的涌现行为组织能力”和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觉”（Risku 2010：102）。而我们（谭业升　2012a，2016）认为，Risku所说的译者的“直觉”和语言加工中的“交互性、涌现性”行为属于无意识认知范畴，这些个体无意识认知活动在具体翻译场景中体现为基于涉身认知能力的多样化识解。

本书第三章3.7.3节和第四章4.4.2节提到，我们在说话时会无意识地对我们意图传达的经验的每个方面进行构造化，这就是识解的过程。我们具有以一般涉身认知能力为基础的多样化认知识解方式。翻译的创造性指的是译者思维能力（感知力、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的属性，具体体现为译者在意义建构和再建构过程中多样化的认知识解，如范畴化具体体现了概括力，视角、情景化和意象建构体现了感知力、洞察力和想象力，隐喻则集中体现了创造性思维所涉及的想象力（亦可参见本书第四章4.4.2节）。通过识解重构和选择的过程，译者突破和修正原有的语言图式、知识图式和语篇图式，实现认知增量。在研究中引入意象、意象图式和框架、隐喻／转喻、原型范畴化、视角化识解（含前景–背景、视角化等）等涉身认知概念和理论，将会深化和细化创造性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识解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创造性所涉及的认知过程，兼顾创造性翻译的人际特征和认知特征，重点考察这种体现翻译的主客体交互和主体交互的灵活性、新颖性和流畅性认知运作（谭业升2012a，2012b，2016），也可以考察这些创造性认知过程与其他认知过程的相互作用（如与记忆中的图式表征、注意力分配框架的相互作用）。

这种基于认知识解的创造性定义可以帮助我们确立同质的创造性标准，上节Rojo（2017b：363-364）所提的有关创造性翻译研究的问题也可以据此作出回答。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以识解的分布为基础，探讨艺术家和翻译人员创造性的异同。比如，宋徽宗在一次征选宫廷画师时以诗句“竹锁桥边卖酒家”为考题。一般的考生会用写实的方式突出描绘酒家，以小桥、流水、竹林作陪衬，但这种画法无法表现出“锁”字的意境。中选的画家李唐则另辟蹊径：画中一泓溪水，小桥横卧，竹林郁郁葱葱，竹林间一幅随风招展的酒帘，让人浮想联翩。画作的妙处或者创新之处恰恰在于利用了酒帘和酒店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即利用了转喻识解。这种符际翻译的创造性认知加工和本书聚焦的语际翻译是异曲同工的。艺术家如画家、音乐家、舞蹈家等使用的是非语言的符号形式，他们用线条、音符和身体形态表达思想和情感，其创造性也体现在认知识解方式上。而“原创思想的产生，创新技术的实施，艺术性行为的展示，自我正面形象的展示，抑或是超出预期的行为表现”（Rojo 2017b：363-364），则都是认知识解的结果，是识解结果的多样化体现。当然，基于这种认识重新定位和定义的创造性翻译研究需要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做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