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 译者情感认知研究的拓展
Martin & White（2005）指出，情感的研究课题包括：情感的定义、结构、类别、测量、情感层级性（例如基本的情感和认知上凸显的情感）、语言资源与情感体验的关系，情感的生物天赋性和共性、获得性和文化性，等等。基于此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心理实验范式下的译者情感认知研究，除Rojo（2017a）所总结的不足外，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并且可以进行相应的拓展。
首先，其所探讨的情感概念借用的是心理学中的一般类别，包括人格特质、积极／消极情绪、压力等，着眼于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情绪，没有对情感进行更细化的分类10，没有涉及情感的多样化实现方式，尤其是多样化的语言表达实现方式。
Kövecses（2000：ix）认为，情感虽然在演化本质上是无意识的情绪，但有意识的情绪，尤其是被语言表达和塑造的情绪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Martin & White（2005：47）区分了情感实现的两种方式——行为表现（behavioral surge）和心理倾向（mental disposition）。行为表现即副语言或言外的表现，如“大笑的行为表现”；心理倾向即正在进行的心理状态，如“感到高兴的心理状态”。而情感实现还有一种方式，即语言表达。对译者情感的认知研究不能忽视语言资源与情感体验的关系。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中有关情感的语言证据是宝贵的研究资源。
Grondelaers & Geeraerts（1998：357）区分了指称情感的语言表达和规约性指示情感的表达，前者如love、hate、joy、envy，后者则涉及语言的或非语言的、口头或非口头的指示情感及其要素的表达，指示真实的或虚假的、意图的或非意图的情感体验。书面和口头的指示表达有感叹词、语调、心理过程动词、级阶意义类词语、重复、模糊表达、评估性形容词等；副语言的手段有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姿态、身体运动、生理线索、口头线索等。同一情感状态既有指称表达也有指示表达，比如：“I'm really angry.”是生气情感的指称表达，“Oh, fuck.”是生气情感的指示表达，（—皿—）是非语言指示表达；高兴的指称表达为“我很开心”，指示表达为“哈哈哈”，非语言指示表达为（O ^ ~ ^ O）。
Bednarek（2008）基于英国语体语料库（British Register Corpus，简称BRC），结合心理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日常会话、新闻报道、小说和学术语篇中的情感表达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在情感范畴与词汇和语法范畴（词汇变异、词性变异、句法变异、词汇语法变异）之间建立了连接体系，对不同的情感类型进行了刻画（profiling）11和描绘（portraying）。Bednarek（2008：154）基于语料库分析归纳出情感分析的五种主要变量：情感主体（emoter）、情感触发者（trigger）、情感类型（affect type）、隐性和显性情感（covert and overt affect）和效价／强度值（valence）。
以上对于情感表达与语言和非语言资源关系的论述，对情感表达类型和变量的划分，将会大大有助于提升心理实验设计的精度和研究的深度。
其次，情感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如何在有目的行为中对其进行概念化、描述、表达以及实现，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存在着差异。情感创生于身体的体验，但是大部分情感是由社会事件而不是物理事件激发唤起的（Kövecses & Palmer 1999：252-253）。情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是它的社会文化属性，情感的规约性社会文化差异对翻译来说至关重要。
Bednarek（2008：34）指出，情感反应存在语言文化差异，存在社会化的情感反应和天赋的共性的情感反应之分。Kidron & Kuzar（2002：134）指出，不同文化有关正确的情感行为的观念与控制情感体验的概念化偏好有关。西方文化倾向于强调自我克制和情感的控制。Planalp（1999：211）认为，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很少传达情感；且言者会诉诸多样化的传达情感的方式，表现而不是指称情感（Bednarek 2008：35）。Bednarek（2008）的语料库研究显示，在表现愤怒的叙事中，情感状态词只占到了1/3，显然言者采用了其他指示情感的方式。Bednarek（2008：61）的语料库分析结果支持了西方人对于情感的典型概念化模式：情感是不可比较的、不可量化的、静态的、私人的而非公众共享的，这些特征分别体现在形容词、名词、动词和情感主体词的分布模式上。
Harman（2006a）明确阐述了英汉语小说在情感表达方式和情感规约上的差异。她指出，中文小说存在一种情感渲染（sentimentality）和夸饰表达风格的偏好。她利用文章尾注援引了其他人的类似看法。Kam批评了现代中国小说中的多愁善感，将有关小说的情节描述为“真正的煽情”“令人不适”和“肤浅”（Kam 1994）。Richards指出，在礼貌的侮辱话语中，没有比“伤感或伤感的废物”更有杀伤力的（转引自Laurence 2003：56）。英国人一般对情感或伤感的表达采取低调的处理方式，在通俗小说或高雅小说中都是如此。
Harman（2006a）指出，情感渲染的特征也并非存在于所有中文小说中，只是说英国的英语读者会觉得汉语作品中渲染的段落更多。与“sentimentality最接近的中文术语是中性形容词‘感伤’或‘伤感’，与英语术语相反，sentimentality的事例在西方娱悦读者（pleasure reader）意料之外的情境中才会出现。在源语和目标语具有各自偏好的文体且二者发生冲突时，（翻译的）双重忠诚就会流产”（Harman 2006a：22）。
上述有关汉语情感表达规约倾向的微词反映了中西文学情感表达规约的差异，而在翻译语境下，译者必须针对这些差异提出自己的翻译策略。
Fiehler（2002：82-83）指出，文化的规约和信仰包含调节情感体验和管控情感的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具体包括感情规则（emotion rules）、明示规则（manifestation rules）、应对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s）和编码规则（coding rules）。这些规则的调控内容包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应表现出哪种情感以及表现的强度，以何种规约性的方式表现，如何作出恰当的情感反应——反应随社会角色、性别、情景和文化而变化。
正如Kövecses（2000：186）的深刻观察所揭示的那样，情感概念通常会唤起与社交、认知和生理所有方面经验相关的内容。这种复杂性被组织为一种或多或少稳定的配置。正是在这种复杂的配置中，语言和文化才能显示出变化和差异。事实上，跨文化比较表明，不同文化中的情感生活、情感的触发和解释、表现规则、情感的社会功能以及对某种给定情感的隐喻和转喻理解的突显都存在着差异。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上文所述有关源文本的情感属性和情感在翻译接受中的作用的研究，需要通过增加有关变量的考察才能更具生态效度。
最后，情感具有层级性，存在着情感表征的系统。
Kövecses（2000，2005）认为，情感具有层级性，我们基于涉身体验对情感概念化，并形成了隐喻系统。谭业升、葛锦荣（2005），谭业升、沈少剑（2006）认为，英汉情感隐喻存在着两套映射系统，一套是将情感实体化的外部体验映射系统，另一套是将高级情感和低级生理体验进行映射的内部体验映射系统，均以涉身体验为基础。两套系统都存在着范畴化的网络和图式–例示级阶，从隐喻映射网络的对比及其在语言中的具体化实现看，英汉两种情感隐喻系统在重要的关键节点上有着相似或相同的概念隐喻图式和例示，而在一些具体化的节点上出现了分化。作为统摄基础的不同抽象层次上的隐喻图式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形成了情感隐喻的图式–例示级阶。这一级阶系统作为译者双语表征系统的内容，为实现语言文化之间的会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创造性翻译提供了多样化的认知选择路径，同时也提供了基本的认知限定（谭业升2012a，2014）。翻译涉及情感表现的两套库存（affective repertoire），即两套可以互通的情感表征系统。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译者表达同一情感时面临哪些困难？译者如何传达情感，如何选择表达或是表现情感的方式？译者有意图的情感表达或表现方式的选择反映了什么？译者和读者对于两种语言中不同类型的情感表达的反应是否一致？与社会化的经验或者已有的文化情感规则有何关联？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情感管理的偏好如何？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实证研究的设计，比如被试情感刻画、社会文化差异预设等具有重要的价值。源文本的情感属性的影响、情感在翻译接受中的作用、译者的情绪调节等课题的研究也将被赋予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