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译者实时认知加工研究
Gutt（2005）指出，关联–推理交际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交际视为信息传递者使用可感知的现象（称为刺激）为他们意图传达的思想（预期的解释）提供证据的过程。从受众的角度看，交际是以对方提供的刺激为证据推断对方的交际意图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4.3 言语交际的推理模式（Gutt 2005）
在大多数人的交际中，他们所意图传达的是世界上存在的某种状况或某种事态，Gutt（2005）将这种交际行为称为一阶交际行为（first-order acts of communication）。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交际并不是关于世界上的某种客观状况或事态，而是关于人所说或所写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举例说，假设鲍勃问玛丽“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玛丽回答鲍勃说“是的，请”。但是交际的第三方弗兰克不明白她这句回答的意义，于是问鲍勃玛丽说了什么。鲍勃可以回答说“是的，请”，也可以说“她希望我以后打电话”。此例中，两种不同回答的情况涉及另一种交际行为，即高阶的交际行为（higher-order acts of communication，简称HOACs）。
一阶交际行为本身是由刺激和意图意义组成的，关于高阶的交际行为，我们也面临两个方面的选择：它是关于原始的刺激的交际，还是关于其预期意图意义的解释？简单来说，高阶交际行为的主体是用自己的话来表达意图的意义，还是只重复了另一人实际上所说的话？是在告诉听者或读者“所说的”（或为此所写的），还是侧重于“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所说的”10意思是刺激本身，在上例中为“是的，请”。
相应的，根据刺激与意图的区别，我们可以将高阶交际模式分为两种：刺激导向模式（s-mode），简称S模式，以及高阶解释导向模式（i-mode），简称I模式。
所以，尽管这两种高阶交际模式都是完全自然且可以成立的，我们每天的人际交往也都在使用这两种模式，但它们不一定可以互换。两种高阶交际模式的关键区别在于刺激和预期解释或意图意义的作用不同：刺激是可以察觉的证据，而意图意义是交际者给出证据的思想。两种模式的差异具体包括以下几点：（1）两种高阶交际模式的意图；（2）使用的方法（重复言语刺激或使用解释性语言）；（3）成功沟通所需的语境（原初语境或接受者语境）；（4）解释过程需要受众付出的努力（潜在的高付出或潜在的低付出）；（5）对沟通内容的影响（内容无改变以适应接受者语境或内容改变以适应接受者语境）；（6）受众对高阶交际者解释活动的依赖性（低或高，后者依赖于自己的理解、关联判断和偏好）；（7）交际行为可以达到的最大意义相似程度（meaning resemblance）（前者独立于当下接受者认知语境且相似度高；后者的接受者认知语境相似度有不确定性变化）；（8）两种模式各自的主要优势（前者通达原初交际的刺激，即证据，具有高保真性；后者通过选取原始意图解释的某些方面，使理解变得容易）。
应该指出的是，在关联理论中，交际行为的意义相似程度，或者说两个文本之间的解释相似性，是由两个文本或话语意义之间共享的想法（假设）组成的。
我们可以借鉴高阶交际模式中S模式和I模式的划分来审视现有的翻译过程研究。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启动的交际行为，自然可以看作是高阶交际行为，那么，它倾向于S模式还是I模式呢？
虽然关联理论认可编码的意义，但人际交往被视为独立于任何代码的一种现象。事实上，即使在代码出现时，推理过程也可以优先考虑，并压制编码的意义。在这个框架中，交际行为的意图是交际者意图提供证据的想法（Gutt 2005）。从关联理论看，翻译中的语码只是刺激材料，推理才是核心的过程。而推理主要体现在翻译的转换中。目前翻译过程研究中以认知负荷／认知努力和直译默认假设为构念的研究实际上侧重于S模式研究，侧重的是语料的激活或启动效应，而未更多地涉及译者内在的解释推理过程。
集中体现推理认知加工的转换作为翻译活动序列的中间组成部分，在以往历史的传统研究中，是通过从目标文本到源文本的比较以及分析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语言和文本差异模式（翻译产品导向的研究）来推断的。但是在以实验方法为主导的翻译过程研究中，由于转换与可观察的认知过程相关度较低，也难以推断，因而被置于次要地位。如上所述，通过时间间隔（反应时间指标、眼动跟踪和击键记录间隔的性质和暂停位置）很难推断自动化和有意识加工是否发生，更遑论发生了怎样的转换过程。
横向水平加工／直译默认假设可以看作是表征激活的心理过程体现。其所涉及的认知维度主要为注意力和记忆认知，而基于有声思维法总结的翻译问题解决方案或策略如搜索操作、分解为更小的单位、问题口述、使用参考书、停顿、目标语语言修改、译文质量评估等均为一般性的描述，未涉及深层认知维度的探讨。推理导向的高阶交际模式下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还有待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