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结语
认知翻译学的发展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新型翻译数据的整合。近三十年来认知研究方法和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集中体现为屏幕录像、击键记录、眼动跟踪、脑电图等新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其中击键记录、眼动跟踪和各种类型的（心理学）语言学实验是翻译过程研究中最突出的研究范例（参见Alves 2015；Jakobsen 2014）。同时，基于先进统计工具的语料库分析方法也是该领域的重大创新。
不过，正如Göpferich & Jääskeläinen（2009）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陷，研究者需要通过实验设计来扬长避短。目前，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方法的设计中还存在参数不标准、不一致的状况，在标准化、协作性、严谨性和透明度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亟须通过讨论以达成一致，使得各方面的研究努力能够相互参照，形成合力。未来研究者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探索新的途径和方法，以解决现有的问题。
Jakobsen（2014）指出，从研究方法和技术上讲，翻译认知研究还处在考察和关注如何研究的阶段，还未到关注研究什么和发现什么的阶段，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仍有待开发。此外，在情境认知范式内的研究又为方法创新提供了另一条线索（例如，Ehrensberger-Dow & Massey 2014；Risku 2017；Risku & Windhager 2013）。在新的研究方法中，过程和产品研究的结合将最有可能推进对翻译认知的认识和理解。
Halverson（2017：195-212）指出，鉴于认知取向研究中已经出现可以使用和分析的新数据类型，传统上的产品与过程二分法已经过时，仅凭过程的数据或产品的数据无法回答翻译认知研究的问题。Schäeffer（2013），Schäeffer & Carl（2013），以及Schäeffer et al. （2016）等采用了先通过产品分析提出假设，然后基于过程的数据分析加以验证的研究程序。民族志方法等其他补充研究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解释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或是这些因素对过程和产品的影响。
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还需要处理好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关系。
实证研究重在寻找新的数据，它从数据观察和实验工作中获得新的信息，寻找支持或不支持假设的凭证或是产生新假说的证据（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58）；而概念研究和理论研究旨在定义和澄清概念，解释或重新解释新的概念，将概念联系到更大的系统，引入新的概念、隐喻或框架，形成新的理论，以便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Saldanha & O'Brien 2014）。一般认为实证研究与概念研究、理论研究相对立，但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理论创新并行不悖，翻译过程研究方法论的创新有助于建构新的理论模型以及跨学科整合。方法上的创新能够给研究者提供新的获取翻译过程数据的方式和认识翻译过程的渠道，直接推动翻译认知理论的创新与进步。
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以某种理论假设为前提，最终也要为理论研究服务（孙崇飞 2016）。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涉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理论研究在充分考察翻译过程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侧重于探讨翻译过程的共性认知处理机制；实证研究则在尽可能全面地体现翻译过程本质的理论前提下，测量和反映翻译认知加工过程的特殊性。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两方面相辅相成：比如在创建或测试翻译过程理论模式时会采用行为实验数据，但需要考虑到这些理论模式是否都适合行为实验数据的检验；而行为实验研究中的检验也要考虑到翻译的本质与实验设计的匹配度问题。
正如Extremera（2015：26-46）所说，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存在研究框架的缺失或者说相互不一致性的缺陷。而Muñoz Martin（2010a）也指出，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似乎与缺少一个一致的用来解释数据的理论框架有关，因此不得不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成果，但是借鉴于其他学科的见解可能不是相互一致的。目前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最清晰的研究趋势是：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和重新评估之后，和不同的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实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的融合，以解决翻译研究所关注的问题。研究方法的交叉性恰恰体现了翻译过程研究的复杂性，而翻译过程研究越是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研究方法的组合使用与相互佐证便尤为重要。翻译过程研究仍要增强跨学科互动，不断借鉴新工具和新技术，方可为理论创新提供新的动力。
关于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问题，Chomsky（2000：25-27）在探讨ERP的认知研究方法时指出，ERP研究将大脑的神经活动与概念表征系统联系起来，但是ERP的研究不能离开概念表征的理论，否则就失去了理论框架，仅仅成为满足好奇心的工具。我们同意Chomsky这一有关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相互关系的观点。Hansen（2010b）在《翻译过程的综合描述》（“Integrative description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一文中指出，翻译的实证研究正试图达到科学研究范式的严格标准，但是翻译过程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高度定性的研究资料，其中包括非常复杂的心理—社会事件的主观观察。如果仅仅在经验科学范式的框架内考察翻译过程，就会有将复杂的人类翻译问题简单化处理的危险。在探讨人类翻译的整体特性时，研究者不应该忽视人文学科范式下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而要努力找到经验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和路径。Muñoz Martin（2010a）也指出，目前认知翻译学领域迫切需要建立促进理论和实证研究之间相互作用的实验范式，建立普遍的研究标准以评估独立的研究项目。
House（2015：57）指出，翻译过程的研究者需要寻找能够充分描述并解释双语现象的神经—语言学理论，并与翻译理论进行互补。通过模型构建，研究者可以从理论出发，提出有关翻译过程的假设，然后借助新的研究工具，通过实证实验范式验证假设成立与否，进而巩固或推翻之前提出的理论假设。构建翻译的认知模型就是要揭示翻译行为的逻辑基础，解释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和步骤以及翻译行为如何得以实现。House（2015：53）认为，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翻译过程研究亟须一种具有描述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潜质的理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这一学科的建立必须开展与认知研究和双语研究的跨学科合作，并搭建好的理论。其次，要将实验与理论模式相结合，融合语义表征和加工的特征，不再严格区分翻译产品和过程，形成更具整体性和一体化的视角。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探讨翻译过程的理论模式。
注释
1 郑冰寒（2008）和王少爽、高乾（2014）也将triangulation译为三角测量。
2 Sun（2011：934）同时指出，根据Ericsson & Simon的理论，只有短时记忆中处理的信息状态才可经言语汇报出来。Venuti（2000：339）也曾批评有声思维的“言语报告并不会揭示无意识的因素和自动化的过程”；O'Brien（2011：9）认为，译者专长的自动化会使他们无法意识到特定的翻译策略和过程，也就无法进行准确汇报。
3 目前已有第二代，即Translog-II。
4 可支付性在研究应用初期是一个限制性因素，目前眼动实验设备的成本已大大降低，有利于其推广。
5 电流皮肤测试测量通过皮肤的电流，反映特定情绪或认知努力与汗液分泌之间的相关性（参见Chang 2009）。
6 Diamond & Shreve （2010）认为，以双语者和语言学习者作为被试且以单个词作为翻译任务材料是此类研究的明显缺陷（Shreve & Lacruz 2014）。
7 基于眼动跟踪法和击键记录法的实验生态效度相对较高，但仍缺乏统计归纳上的信度（Defrancq & Rawoens 2016:376）
8 之所以要选择篇幅较短的材料，一方面是因为实验仪器本身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被试产生疲惫感或厌烦情绪。
9 一些实验会在呈现的文本页面中插入形似“+”的掩蔽刺激，使被试能够一直把目光集中在页面中央，且尽可能保持头部不动。
10 不一定要句级对齐，有时段落对齐或者不对齐的语料也可用于翻译过程研究。
11 网址为http://bridge.cbs.dk/projects/casmacat/。
12 在进行隐喻提取和隐喻分布描述的研究时，孙亚（2012）和孙毅（2013）也对语义或数量做过统计，但数量更少，可能是由于所描述的Wmatrix版本不同。
13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简称GT）是一种有关定性研究方式的理论，其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Strauss 1987：5）。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性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