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翻译作为社会事件的隐喻
首先是翻译的贸易和营销隐喻。
汉语中的“翻”“译”（易）二词就包含着隐喻，蕴含了翻转的意思。“翻”如“翻页”的翻，也如“翻筋斗”“翻转”的翻；“译”是解释的意思，也与“易”同音，有交换的意思。“翻”“译”两个字都可单独用于指称翻译活动。在12世纪之前两者可以互换使用（Cheung 2006：202）。
翻译背后的意象是人与人之间的某种面对面交流。作为一个社会事件，翻译首先与交流和贸易联系在一起。在汉语中“译”与“易”同义，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显然中国的“翻译”与贸易、商业和交换有关。翻译与交流和贸易的联系体现在词源学叙述中，也体现在翻译实践对于跨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推动作用中。
《西游记》的译者詹乃尔把中国文学翻译看作一种营销行为（Jenner 1990：177-197）：他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所面向的是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大众读者，因此应考虑如何吸引他们持续关注这种文化产品，而不是将他们的阅读体验与专家的阅读和评估相混淆。他反对将英语世界的读者等同于世界文学读者，也不认为西方读者有义务阅读中国文学。如果提供的中国文学译作质量欠佳又缺乏特色，仅仅是低级的模仿品和改写作品，那么不但会影响读者的需求增长，还会阻碍他们继续探索的好奇心。总之，在詹乃尔看来，翻译就是文化产品的营销，对营销产品的选择、产品质量以及营销策略都会影响翻译产品的推广和传播。
李健吾（1984：552）指出，“最好的翻译总是通过了译者全人的存在而凝成果实的。在凝的时候，首先却要结合著爱。缺乏高度的爱，把本来是杰作的原作，译成劣质商品，丢在中国读者面前。读者大公无私，拂袖而去，译者的精力就全浪费了”（转引自Tan Zaixi 2006：44）。这一表述中也有营销的隐喻。
其次是翻译的“引种园艺”隐喻。
《无国界文字》（Words without Borders）的“译者通讯”栏目曾采访美国汉学家陶忘机（John Balcom）。在采访中，他被问到如何用一个隐喻来解释翻译的过程，以及如何看待译者将作品从一种语言带到另一种语言的角色。陶忘机（Balcom 2013）很谦逊地表示，他无法为翻译找到一个完美的隐喻，但或许可以将翻译比作高级园艺或引种园艺：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就好似一个园艺工人将一株稀有的植物从原来自然的环境中移出，将它带到一个新的环境，重新植入后让它再次活过来，并使它成长、开花。其中需要大量的工作，并且其关键在于为植物创造合适的条件，让它长得茁壮茂盛。陶忘机说道：“我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园艺工”（Balcom 2013）。
最后要提及的是翻译的饮食隐喻。
在历史上，有关翻译的饮食隐喻往往具有消极意义，例如（转引自Tan Zaixi 2006：45）：
1）……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鸠摩罗什 1984：32）
2）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道安1984：28）
3）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他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假使变成一杯白开水，里面还要夹杂些泥沙，那就不行了。（郭沫若 1984：24）
而极端的饮食隐喻“吃人”（cannibalism）则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翻译的过程。Campos（转引自Gentzler 1993：192）认为，翻译可用“吃人”一词概括：“然而，‘吃’不是占有原文，而是解放原文，译者吃掉原文、消化原文后，让自己获得自由，进行创造性翻译”。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翻译的“吃人”隐喻：首先，翻译是“获取力量的行为”（empowering act），即译者“吃”了原文可以获取创造的力量，就像图皮南巴人（Tupinamba）在“吃人”后可以获得力量一样；其次，翻译是“滋养行为”（nourishing act），即译者从原文、与原文有关的文化积淀以及目的语文学、文化积淀中得到滋养，翻译完成后目的语从译文中获得滋养；再次，翻译是“具有确认作用的行为”——译文使原文的“后世”（afterlife）得到确认；最后，翻译是“输血行为”（Bassnett & Trivedi 1999：5），这种功能与“滋养行为”类似（参考Campos 1992；Gentzler 1993；蒋骁华2003：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