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3 认知建构模式的核心：翻译转换与识解
模式构建的三个基本要求包括：明确翻译特有知识、双语表征结构以及翻译转换的实质。上一节的综合性的认知建构模式以及三个解析模式对前两个要求作了描述和解释。对于翻译转换的实质，我们需要结合模式的核心——在线识解过程做进一步的解释。
3.7.3.1 转换概念的有关问题
Shreve & Lacruz（2017）认为，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翻译过程研究首先要确定转换概念的含义。转换的认知本质是认知翻译模式探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学科中转换一直被理解为转换意义和信息的过程，但我们并不清楚转换作为一个认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如前所述，PACTE研究小组（2003：60，2005）在其后期翻译能力体系模式中将以往处于中心地位的转换子能力替换为策略能力。PACTE研究小组给出的理由是：转换能力是翻译能力的全部。然而值得探讨的是：历来被译界尤其是翻译教学界广泛使用的转换能力为什么会突然在翻译能力系统中缺席？将策略能力作为翻译能力的核心要素，又如何据此将翻译能力区别于从事其他事务的能力？此外，如何理解传统的“转换”概念与翻译能力研究中突出的“选择”概念之间的关联，并赋予它们一个统一框架下的解释？
Shreve & Lacruz（2017）认为，转换主要是重构意义，所以有效转换要求译者有效地理解源文本（及其内部关系）的所有重要含义，以便在目标语言中重现。如上文所述，他们所推崇的Kintsch构建整合模式只是对转换的基础——情景模式进行了阐述，未涉及转换的机制。而他们的进一步解释又将转换等同于选择：
转换可以被看作是从目标语言系统中选择最合适的语言结构的认知过程，这一选择可确保出现在源语言文本中或文本理解所需的所有相关的意义元素和结构被明确或隐含地再现于可接受且连贯的（针对目标文化）目标文本中。选择最佳目标语言结构的能力首先是由译者对两种语言的理解和两种语言之间的系统关系所决定；同时也受制于译者对文本系统差异的理解，受到两种交际文化中话语组织方式和文本构建方式的制约。（Shreve & Lacruz 2017：139）
Shreve & Lacruz对转换的认识还是比较笼统的，突出了“选择”的过程，可以说是对Pym（2003：489）观点的回应。Pym（2003：489）认为人类翻译的核心能力是“能够产生一系列可行的目标文本……［并且］能够迅速地、有正当理由、有信心地从这个系列中选择唯一可行的目标文本”。然而我们仍然不清楚转换的认知本质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能否赋予它认知的解释。
与“转换”相对应的英文词有transfer和shift，我们把前者称作“转换1”，后者称为“转换2”，前者侧重“转”，后者侧重“换”。
把翻译看作“转换1”，就意味着某些“东西”被“转”了。通常认为，被转的东西就是“意义”（meaning，sense，message）。德国逻辑学家弗莱格认为，意义是翻译中不变的东西（Frege 1948：213-215）。而此时transfer更好的译法应该是“移植”或“迁移”，因为这种译法预设意义是不变的，只是从某个地方挪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或从一种语言形式移植到另外一种语言形式中去。批判语言学派的学者所说的“意义转换”，实际上指的也是意义的迁移（meaning transfer）。然而，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只提到过transfer of message（信息转换）10的说法，却从未明确说过“translating is meaning transfer”（奈达只说过“translating is translating meaning”），或是“translating is meaning shift or semantic shift”。研究“转换2”（shift）的语言学派中，其代表人物Catford（1965）从来没说过翻译是meaning transfer或meaning shift，而只是说翻译中存在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和层次转换（level shift），并将其作为描述性概念。Nord（1991：161）和Toury（1986）所提到的转换能力（transfer competence）有不同的意义，指的是语篇转换能力（ability to transfer texts），即语篇层面的转换，不排除语篇内部因为目的（skopos）或规约（norm）原因而改变。Nord（1997/2001）后来又提出了篇内连贯和篇际连贯的说法，但是两者都没有明确翻译中移植和更换的是什么，变和不变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
如果采用翻译“转换1”的说法，首先要给翻译活动加个限定，毕竟翻译必须体现原文和译文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是可以解释的（accountable）（Neubert，转引自Malmkjaer 2005：64-68）。然而，如果要将“转换”作为一个翻译学术语来使用，必须明确其两个含义——转移与更换——的确切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这仍是关乎整个翻译学理论根基的问题，然而至今依然没有达成共识。
如果以将形式和意义相对立的传统语言观或民俗语言观为基础，认为“翻译是意义的转换”或“翻译能力的核心是转换能力”，就预设了语言的容器隐喻和通道隐喻观，即意义或信息是从语言形式容器中剥离出来，然后转移到目标语中的。持建构主义意义观（Tan 2009；谭业升2009）的认知语言学家（如Fauconnier1999）对这种预设作了批判：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翻译过程是基于翻译活动语境在两种语言文化间进行意义建构和重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进行意义移植的过程。
如果仅仅将翻译描述为语码或是形式的转换，显然无法如实、完整地反映翻译过程。从认知角度看，识解的理论为翻译的转换带来了新的认识。
3.7.3.2 识解与翻译的认知转换
认知语言学的百科语义观（Langacker 1987，1991）认为，所有语言单位的意义和语言表达的评估都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而意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言者对于语境（物理、社会和语言语境）的概念化（即识解，construal）。任何层次上的语言结构的意义都不是一系列普遍的抽象特征或者纯形式的符号（Barcelona 1997：9）；意义根植于我们身体的、物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经验（Lakoff & Johnson 1999），而对语言的组织是人类认知的整体心理组织的反映，认知加工让我们与环境交互作用，并且被这些交互作用强力塑造。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要传达给别人的经验进行概念化的能力。我们在说话时会无意识地对我们意图传达的经验的每个方面进行构造化，因此每一次（前台）语言呈现都是对后台认知进行导引设定的过程，比如赋予情景要素以不同注意力分配方案，从而设定表达情景的框架。而意义的解释则是依据语言表达设定的框架对场景的重新构建过程，需要对注意框架设定的经验作出心理模仿，而这也就是识解的过程。
下面我们利用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举例说明语言框架如何识解和重新建构场景。
a那人既是我的亲戚，b我年龄又那么小，c过那边去念书，d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e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
如上所示，此句实现的场景中共包含5个元素（a，b，c，d，e），那么翻译时就需要考虑译文如何组合和排列这些元素。下面我们来看几个译文的处理。
（1）谷歌：（a那人既是我的亲戚）1，（b我年龄又那么小）2，（（c过那边去念书），（d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e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3。
(a. The man was my relative)1. (b. My age was so small)2. ((c. I went to the other side to study), (d. to sit at my desk, to read less), and (e. to sit on her lap for more time))3.
语言框架的切分和组合关系形式化为：
Sseg 1/ Tseg1=a
Sseg 2/ Tseg2=b
Sseg 3/ Tseg3=c+d+e
（2）百度：（a那人既是我的亲戚）1，（b我年龄又那么小）2，（c过那边去念书）3，（（d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e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4。
(a. Tat man is my relative) 1. (b. I am so young) 2. (c. I am too young to study there) 3. ((d. I have less time to sit at my desk), and (e. I spend more time siting on her lap))4.
语言框架的切分和组合关系形式化为：
Sseg 1/ Tseg1=a
Sseg 2/ Tseg2=b
Sseg 3/ Tseg3=c
Sseg 4/ Tseg4=d+e
（3）（a那人既是我的亲戚）1，（b我年龄又那么小）2，（c过那边去念书）3，（d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4，（e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5。
学生译文1：(As (a. the teacher was my relative) and (b. I was so young)), (c. I went to the school) and (d.e. spent more time playing on her laps than studying beside the desk)1.
（4）（（a b那人既是我的亲戚，我年龄又那么小），（c过那边去念书，d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e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1。
参考译文：(As (a.b. the teacher was related to us and I was so small), (d.e. I spent less time studying at my desk than siting on her lap playing))1.
不同于谷歌和百度的机器翻译，学生译文和参考译文均在总体上把握场景要素的关系，并对其重新组织，突出表现在标示因果关系的as上。在参考译文中，原文c句对应内容省略，但其信息可由desk/teacher激活的学校课堂情景推导出来。学生译文和参考译文中都可以看到人的创造性作用，体现在利用场景和语言框架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转换的过程。翻译的转换体现为对场景要素进行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识解过程。
识解是以语言表达为目的，基于场景中的涉身体验而进行的概念化，涉及有关场景要素和主体视角的配置（Langacker 1987）。翻译所涉及的语言意义不仅仅是概念的内容（假设我们可以理想化地脱离识解来谈论它），也包括我们对场景的构造化即识解的过程。语言单位通过在语境中的识解获得具体的完整的语境意义。正是因为识解在意义建构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我们才有可能从识解角度探讨翻译转换（谭业升2016）。
识解的研究告诉我们，翻译认知层面的转换是识解的转换（construal shift）。Tan（2009）指出，原文提供了可以被不同译者做不同识解的心理模式，不同的译者可以对相同的场景作出不同的识解。在跨语言文化交际的翻译中，在言内交际中多处于隐性认知状态的意象识解转换被昭示出来，也就是说，翻译为这种内隐的识解转换提供了外化的证据。Langacker（1987/2004：98，138）指出，即使在同一个语言文化语境下，大脑也允许我们从一种识解方式到另一种识解方式转换（transformation/shift/realignment），甚至是一系列的转换。对于某一预想的场景，我们具有在语言规约制约下通过不同方式对其进行识解的能力。在翻译活动中，原文文本不可能是一个现实场景的完整呈现，它本身即隐含着一种识解方式或多种次级识解方式组合的某种意象构型，而这个识解方式或意象构型可能也是抽象的，需要文本的接收者来确认。语境赋予了这一心理构型某种相对确定的意义，然而，由于涉及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中涉及的语境交互是复杂的，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在语言形式指引下建构的那个相对确定的潜在意义也可能会变得不确定起来（Tan 2009；谭业升2012a，2016）。于是，翻译转换这一从一种识解方式转换到另一种识解方式的高层认知组织活动就不可避免了。
通过翻译产品（translation product）的对比，我们会看到从一种识解方式到另一种识解方式的转换。而在这背后，译者很可能已经进行了多次或一系列多样化的转换，最后才选择了其中的一种识解方式。谭业升（2012a：329-340）指出，翻译转换是一种有认知制约的转换，是在一个概念基底（conceptual substrate）上进行的，这种概念基底可以是某种概念图式或具有完型特征的意象构型。概念基底是赋加（impose）多样化识解方式的基础，比如：翻译中原型和边缘成员之间的转换都由一个范畴的概念图式维系，图形–背景转换以某一个意象完型为基础，转喻识解以完型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或整体中互补的部分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隐喻识解则由不变假设（invariance hypothesis）和图式–例示的承继层级（inheritance hierarchy）制约。这些认知制约确保了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可解释性，从而也就消解了“变”与“不变”的悖论。
系统化的图式–例示级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定作用。谭业升（2014）在《译者的双语隐喻表征与创造性翻译》一文中指出，以认知语言学的图式–例示和动态识解概念为基础，可以描绘出译者的双语隐喻表征系统的构成及其与翻译中创造性隐喻使用的关系。他提出，译者以其双语隐喻表征系统的图式–例示级阶为依托，结合目标语文化涉身体验的动态识解，可调控原语和目标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关系样态，从而为其多样化的创造性翻译策略提供了自由和限定性的空间。如：
（5）“地道窝窝头脑袋！你先坐下，咬不着你！”她说完，笑了笑，露出一对虎牙。（老舍《骆驼祥子》）
Evan King译文："You've certainly got a head like a dough-cake! Sit down for a while. I can't bite you!" As she fnished speaking she smiled, exposing two wolfsh teeth.
施晓菁译文："You really are a block-head! Sit down, I shan't bite you!" She laughed, showing her canine teeth. （*标红部分用引文格式）
在此例中，“窝窝头脑袋”与汉语中的“饭桶”“脑满肠肥”等表达都是“由食物装满或构成的身体或低智商的大脑”这一隐喻图式的例示。两个译文对此隐喻表达作了不同的处理：施晓菁使用了目标语规约性的隐喻表达block-head；而King的译文仍是基于原文激活的隐喻图式，使用另外一种食物dough-cake来做不同方式的例示，与后面的bite一词两相呼应。因此，对比起来King译文更具连贯性和表情力。
起限定作用的图式–例示级阶还有其他的类型，包括语言单位范畴化的图式–例示级阶、转喻图式–例示级阶和意象图式–例示级阶等，参见谭业升（2012a）。
考虑到这种制约的存在，也为了避免“转换”一词带来的“一次性”的联想，我们借鉴Langacker（1987）的用法，使用“重构”（realigment）作为转换的代名词。重构是在同一种构型下的调整，既包含转换，也包括了新的语境下采用相同识解方式的情况，它们都是在制约下作出的选择。译者在基于语境重新建构意义的过程中，依托意象完型或概念图式可以进行不同路径的识解转换，其实质是识解方式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往往是多样化的，甚至多次的，于是就有了选择的过程。翻译的变体体现为识解重构之后对生成的变体的选择。这就涵盖了以上Pym（2003：489）的观点。因此，翻译转换在认知上是一种识解的重构和选择过程。
Shreve & Lacruz（2017）指出，转换是翻译活动序列的中间组成部分，与可观察的认知过程相关度较低。以往的传统研究中，往往通过比较目标文本和源文本以及分析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语言和文本差异模式（翻译产品导向的研究）来推断其转换过程。而这些差异模式背后的认知过程必须借助实验数据（例如，通过反应时间指标，眼动跟踪和击键记录中间隔的性质和停顿位置，口头报告等）推断出来。然而，如果我们将翻译转换看作是一种识解的重构和选择过程，就可以依托识解的分类建立翻译转换的更加具体的、可操作性更强的概念分析框架（参见下节讨论和谭业升2012a），从而有可能开展基于更多种实证方法的研究。
我们在认知语言学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综合认知建构模式试图囊括与翻译过程有关的语言文化和认知各方面的要素，并明确其核心过程，以期为未来的翻译认知过程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概念框架，为挖掘新的课题提供更多的思路。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该综合模式仍然是在抽象的基础上提出的简略模式。一种理论模式必然会省略掉许多内容，因此在探讨各个部分的具体实施时还需要考虑更多的情景化的因素，这也是涉身认知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