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引言

进入全球化时期，翻译现象的多样化维度交互作用，翻译的职业、专业和学科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翻译人员的心理活动和过程上，有助于减少翻译活动差异和环境多样性所带来的困扰，产生更适应社会变化和多样性的知识体系（Muñoz Martin 2010a：172）。

Extremera（2015）指出，认知翻译学正在发展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共同原则（情境认知、涉身认知、网络分布认知等）的理论框架。Muñoz Martin（2017）明确了翻译、语言与4EA（embodied，embedded，enactive，extended，and affective）认知的关联接口。在4EA认知观下，认知是涉身的、环境内嵌的，由身体与环境共构并具有赋使特性的¹、扩展的和与情感相关的认知。认知是涉身的，是因为它利用了整个身体及其运作过程，使身体实质上决定了思维过程。认知是环境内嵌的，是因为大脑内嵌于身体，内嵌于物理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也就是说，它与环境协调运作，如果对其进行隔离性的独立分析，必将严重扭曲其运作和性质。认知是行动和环境赋使性²的，因为它“部分是由行动构成的”（Muñoz Martin 2017：564），而环境由主体在新创的自组织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创造出来，这种过程促进了资源和赋使特性的有效利用。认知往往是网络分布式的，由几个认知和非认知的施为体共同执行复杂的任务。认知是扩展的认知概念，大脑／心智主动将任务和程序分卸到“外部”脚手架和工具中，以降低心理负荷；也就是说，大脑将（部分）环境作为思考工具——例如在屏幕上重新读取原文而不是记忆原文内容，用网络搜索扩展长时记忆等——如此一来，内部／外部的区分就不重要了，因为思维已延伸到环境中。认知是情感的，不仅因为许多社交活动依赖于我们对他人情感的推理能力，还因为情感可以驱动并微调我们的心理过程和行为。

在4EA的认知观下，我们对语言有了新的认识。语言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其意义构成是百科全书式的表征网络。语言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物，是持续心理体验（含情感体验）的一部分。语境是动态的，信息在任何给定时间以不同程度被激活以支持意义构建。语言符号激活固化的心理常规，而那些与语境相一致的常规将得到进一步的固化和细化。理解这项活动非常依赖于环境，也取决于经验，因为环境赋使特性促进和限制了意义的识解。在这一观点中，翻译是一种人际合作的——而不是语言间或文化间合作的——文本生产活动，其生产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制约，并受到创造性模仿原则的指引（Muñoz Martin 2010a；Risku 2002；Toury 1995）。我们需要明确，语言和文化不是抽象的、脱离个体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个体认知表征中的，且其表征结构在翻译实践中被使用和建构³。Muñoz Martin（2010a）指出，认知翻译学拒绝语言还原论，承认其研究对象的社会建构性，旨在提供具有主体间性、效用性、现实性的详细的翻译事件描绘。

在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范式下，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呈现出五大需要拓展的领域：（1）在新的技术条件和工作组织方式下情境化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2）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认知研究；（3）翻译过程中的情感认知研究；（4）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认知研究；（5）突破实验范式个体差异局限的翻译共性认知过程研究。下文将分别加以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