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　翻译认知与行动网络模式

Risku等人（2013）提出了翻译认知与行动网络模式，采用两种理论框架描述翻译认知和行动：一是情境内嵌的、拓展的涉身认知；二是动态网络理论（Schweizer 1996）。他们指出，翻译是由五个变量要素构成的组合，包括：记忆中的语言知识；接近自动化的双语对应联想；文本类型的知识和期待；隐性的、基于经验的翻译理论和显性的、经学习获得的翻译理论；对过程、合作和结果的反思（Risku et al. 2013：163）（可对比参照PACTE翻译能力模式的构成要素）。在他们提出的翻译认知与行动网络模式中，五个要素相互作用，并与翻译行为、环境、社会网络和外部工具（如计算机）处于互动关系之中（转引自Carl & Schäeffer 2017）。

模式中的翻译行为（任何形式的可观察行为）可能包括“翻译管理、翻译风格以及作为可观察行为模式的常规行为”（Risku et al. 2013：163），重点放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迭代模式上（Risku 2014：348）。Risku et al.（2013：169）认为，翻译过程某一阶段的参与者、行动者的行动和利益⁸以及客户的类型都是多样化的，出版者或作者、他们的公共关系部门或是任何一个在这个过程中扮演角色的其他行动者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

环境条件由源语、目标语、客户、翻译活动系统构成，可能包括社会、文化和历史框架和规范，具体体现为物理、地理、经济、政治和人口方面的特征。

社会网络结构由“翻译管理者、翻译记忆库、自由译者、翻译管理工具和图形设计者”构成（Risku et al. 2013：170）。它们所描述的范畴都不是封闭的，但这种描述方法的优点在于其灵活性，即允许为适应特定环境而扩展要素。在这个框架中，诸如翻译记忆这样的工具可以与译者或扩展的社会结构内的任何参与者交互作用。

Carl & Schäeffer（2017）指出，认知的宽式定义（情境内嵌的、拓展的涉身认知）允许Risku et al.以综合的方式概念化可能相互影响的一系列因素之间的关系。作为翻译行为的结果，客户的网络被递归地链接到译者的网络，同时所有的相关网络都对目标网络产生影响。另外，源语网络也可通过译者绕过客户端与目标网络互连。Risku et al.（2013：160-163）对上述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如下描述：“必须首先明确影响社会网络和认知结构的环境条件；网络和认知的具体结构和状态都融入利益的变量中，从而触发行为……”；“心理和物理的检测清单，源语文本、目标文本、平行和参考文本的不同版本，数据库、会计和簿记系统”等多种行动要素和工具与译者认知的相互作用，促成翻译行为，而某一次的翻译行为又与其他行为者和工具的作用一起影响未来的认知和行动实例，从而使这个过程在迭代循环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一次翻译行为会影响系统的未来状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或稳定其整体状态。

翻译认知与行动网络模式对源语、客户、译者和目标系统进行综合的概念化，形成涵盖更广的框架，从而更详细地描述了译者与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然而，Carl & Schäeffer（2017）认为，虽然其框架陈述中隐含了某种形式的因果关系（参见Chesterman 2000），但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通过实证证据检验的、明确的预测方案，因为这一理论没有明确任何一个被引入变量的测量方式，也没有明确某一变量对翻译过程可能的预期影响。因此，即使假定可以从不同背景下的重复研究中获得足够的证据，也很难评估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根据观察到的行为和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预测，以及如何进行推广和量化。

Risku et al.（2013：165）并未声称“不同因素间具体的可视化关联存在任何的共相定律效度”。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认为该模式中的关系具有定律般的预测能力。Risku（2014：335）认为，“依据翻译行为的环境和路径依赖性，我们实际上也必须在真实的、个体的、历史内嵌的环境中研究译者”，因为实验室环境通常不可以模拟译者与社交网络和工具之间的语境依赖的交互，而这种交互是译者典型行动网络的组成部分。Carl & Schäeffer（2017）认为，Risku et al.提出的框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但将认知行为的实证研究置于更广泛的网络和交互作用中能否产出具有概括性的论断，目前仍难以评估。该框架的可塑性既是优点，也是它的致命弱点：如果这些行为过程严重依赖于它们所发生的环境，那就很难判断研究中的发现能否适用于具有不同情景设定的另一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