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 情境化/环境内嵌/涉身认知与翻译过程模式构建
由于连通主义模式对社会和工具介导智力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够,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对它的批评日益增多,新的认知观念逐渐产生和发展。发展心理学(Thelen & Smith 1994)、学习理论(Lave & Wenger 1991)、机器人学(Brooks 1995)、动态系统理论(van Gelder 1998)和人机交互理论(Suchman 1987)都逐渐认识到社会和身体交互在认知中的重要性。因此,这些领域的学者联合起来探讨认知的社会文化情境(Frank et al. 2008),形成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情境化和涉身的认知。这种认知观将认知视为社会—心理生态系统中主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根源于维果茨基[Vygotsky 1962]的语言和思维理论)而不是将认知解释为识别、重构和使用大脑中相对稳定的图式和模式(根源于皮亚杰发展心理学)。
在E/E(环境内嵌/涉身认知,Embedded/embodied Cognition)运动等理论的挑战之下,如何重新认识表征、概念和推理以及身体与环境的交互在认知中的作用已经成为认知科学的重要课题。
Gibson(1966)认为,看似需要在认知系统中进行复杂信息加工和记忆工作的认知活动可以通过更简单的机制实施。他主张通过各类常量有效利用在环境中存在的信息,强调与机体相关的赋使特性(organismically relevant affordances)7。Gibson由此而成为E/E运动的先驱。E/E理论主张许多问题可以通过更简单的非表征性的涉身交互机制完成,涉身交互在机体与其所内嵌的结构化的环境之间进行。比如,蜜蜂没有环境的认知地图作为导航,只通过相对于可见太阳的简单内在定位机制来帮助它确定方向,不需要复杂的内部表征结构就可解决许多导航问题。世界是它自身最好的表征。基于E/E运动创制的机器人仅靠与它们的传感器紧密相连的独立系统就可以完成各类任务。
涉身认知观承认身体的多个层次的表现:第一,包括各种器官的生理机制和复合交互系统;第二,控制身体状态和身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第三,超出血肉之躯之外的,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的身体经验流的各个方面。与环境的交互还包括与其他有机体的交互,即我们的社会和交际系统的交互。各个层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简而言之,我们具有生理的(包括神经生理的)身体、交互的身体、社会和文化内嵌的身体。经验总是交互的过程,涉及生物机制的神经和生理限制,环境的典型赋使特性(affordances)以及和我们具有相同类型身体和大脑的其他人的典型赋使特性。抽象的概念化和想象的世界最终都是根基于现实世界的涉身经验。涉身哲学(也被称作涉身体验主义或涉身现实主义,embodied experientialism/embodied realism)赋予了原本仅处于边缘地位的感知动觉系统以基本的地位,并通过隐喻将抽象思维与其紧密联系起来(Frank et al. 2008:Preface, 29-35)。
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模块论(Chomsky 1986;Fodor 1983)将语言看作人类特有的天赋的认知模块,持“独立语言模块”观;而基于涉身认知观的认知语言学与其针锋相对,主张语言能力不是一个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自治的符号系统,而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认知语言学理论最基本的要旨就是涉身性(embodiment)(Ibarretxe-Antuñano 2000;Johnson 1987;Lakoff 1987;Lakoff & Johnson 1980,1999)。Johnson(Frank et al. 2008:29)指出,认知语言学的大量研究就是要显示语言与涉身认知过程的联系以及与非语言的有意义行为的联系。涉身认知理论解释各种形式的人类符号交互行为的发展。
认知被认为是在复杂的身体和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而不是先前知识的回收和再利用。意义不能单纯从人固有的认知能力、环境或其他人身上“借取”。意义不能局限在纸上或大脑中,而是来源于我们与当前环境的互动。因此,研究的对象从大脑延伸到它与身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必须强调社会交互的作用,强调与工具互动的重要性。
第一代认知科学认为,人类的推理能力是独立于感知能力和身体运动能力的,因而将感知(perception)与概念截然分开,主张推理是一种自治的能力,具有非隐喻性;人的身体和大脑只是承载程序的硬件,对人类的概念和推理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基于规则演算推理的信息加工理论近年来已被证明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即使是任务或系统中最小的变化,也会导致模型失效,比如旧的模型无法解释为何人类能够轻松掌握和理解不完整的和出现语法错误的信息。译者并不是简单地根据一套规则来处理符号信息,而是在具体情况下借鉴自己的经验意义、基于已有的图式来构建意义。人们是以经验,负载情感的典型例子或原型(Rosch 1973)为基础来思考的。原型理论强调我们的认知范畴的文化构造本质及其“模糊性”,强调身体、文化神话和文化常规对范畴化的影响。文化和情境不同,范畴化方式也会不同。对文本的理解必然取决于非语言预设和先入之见。从原型理论视角看,将翻译当作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对语言透明含义进行重新编码的过程就成了一种理想。翻译过程涉及文化之间不同经验的认知模型,这些模型被称为图式(schema)、框架(frame)、脚本(script)、(理想)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或场景(scenario)。Vannerem & Snell-Hornby(1986)、Kußmaul(2000a)使用Fillmore(1977)的场景和框架模型来解释翻译中文本分析和生产的经验基础。“图式”在认知科学中被描述为当我们遇到某种情况时借以重建行为和思想的粗略模式。以图式理论模型为基础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翻译的情感融入、灵活性、语境、创造性和建设性。翻译理解被解释为特定情境输入与个体内部和文化特定模型之间的相互作用(Risku 2010:9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