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2　真实工作环境下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尽管目前翻译过程研究的实证水平相当高，但关注真正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文化的研究还很少。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要使用控制实验作为研究的方法框架，就有必要在研究人员计划和控制的情境下观察学生和专业翻译人员。研究团队可以通过在一个大学实验室内选择单个文本的翻译来观察和研究翻译过程的某些方面；然而，要想了解和认识翻译过程的其他方面，只能通过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观察真实的翻译项目处理和完成情况。Hubscher-Davidson（2011）、Christensen（2011）、Sun（2014）以及Angelone et al.（2016）都呼吁在真实环境中研究翻译过程。这种呼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回应。比如，郑冰寒（Zheng 2019）在第六届翻译认知国际研讨会上以“Consultation behaviour with online resource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英汉翻译中的在线资源查询行为》）为题，汇报了基于键盘追踪技术和眼动技术对38名翻译专业硕士生在线资源查询行为的研究成果，探究了翻译难度、翻译问题类型以及翻译解决方案的可接受度与在线资源查询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相互影响。Victoria L.C. Lei（2019）在同一会议上的发言“Interpreter in Situ: An eye-tracking study”（《情境中的口译员：一项眼动研究》）汇报了关于口译会场设置的实证研究成果，探究了两位职业会议口译员的三种会场情景视野（即清晰、相对清晰和不清晰）与工作表现的关联。但是，探查翻译工作场所的研究项目似乎仍然非常稀少，以至于被视为开拓性的工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在于工作场所研究依然面临方法上的挑战。有关翻译工作场所的民族志研究具体案例有：翻译机构的翻译项目管理研究（Risku 2004），出版人／翻译网络研究（Buzelin 2006，2007），联络口译研究（Mullamaa 2006），翻译技术应用研究（Asare 2011；LeBlanc 2013），欧洲委员会翻译研究（Koskinen 2008），技术文档翻译研究（Kastberg 2009），翻译工作内容研究（Kuznik & Verd 2010），文学翻译过程、法庭口译研究（Kinnunen 2010），教育和人体工学需求研究（EhrensbergerDow 2014；Massey & Ehrensberger-Dow 2011），自由翻译流程和网络研究（Risku 2014）以及翻译公司的工作场所实践研究（Olohan & Davitti 2015）。

对于口译认知过程的实证研究来说，与情境认知观念有关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多模态认知加工。Seeber（2012）指出，随着演讲或会议场景中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同传译员常常会面临多种模态符号信息的输入。对译者而言，为了减轻认知负荷，保证翻译质量，整合和利用各种模态的信息就变得十分重要。在真实的同传任务中，除文字稿与体态语言之外，还可能出现图片、关键词句的不同形式的幻灯片等信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信息不只是对发言者所讲述信息的简单重复，还可能是对演讲内容的补充，因此会影响同传译员的翻译过程。翻译学界越来越重视口译多模态现象的研究（Ketola 2016）。但是人们对于同传多模态输入的了解主要基于译员的直觉，对多模态认知加工过程仍知之甚少（MoserMercer 2005）。Seeber（2017：470-473）推测口译多模态输入效应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视觉信息会干扰听觉信息的加工。支持此类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译员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不同模态的信息会分散译员的注意力，进而干扰译员的信息加工过程。其二，视觉信息与听觉信息相互补充，多渠道信息输入有助于口译员的翻译。口译员在遇到困难时，需要汇总多方面的信息帮助其解决问题。由于通过每一种感官渠道获得的信息反映了信息的不同特点（Moser-Mercer 2005），同时处理、整合这些信息可以增强译员信息辨识的准确性，提高信息处理速度，并且增大译员工作记忆的信息容量。此外，也有个别实证研究发现，当视觉信息为发言者的表情及动作等时，不会对听觉信息的加工产生影响（Anderson 1994；Jesse et al. 2000；Rennert 2008）。总之，学界关于视觉信息对同声传译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观点，再加上视觉信息的种类很多，包括讲者的动作、表情及多媒体展示等，使这一现象更为复杂。已有的研究多采用实验或问卷的形式，无法反应译员的实时工作状况，亟须引入新的方法展开更全面、更具有生态效度的研究（转引自Seeber 2017：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