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2　广义思维报告法

Dimitriu（2009）提出可以将序言语料库作为翻译过程研究的数据来源。她利用1940—2002年在罗马尼亚出版的序言元文本语料库开展了研究，并指出译者序言和学者的理论研究可以相互补充，以此进一步缩小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差距，重新审视译者序言的功能、价值和重要性。

Munday（2013/2015）指出，档案、手稿和私人文件（包括信函等）等篇外资源中出现的“译者声音”是其他方式或渠道所无法获取的。作为中间阶段的产品，未出版的手稿和私人文件为探究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过程提供了关键的、更为直接的证据，提供了译者决策过程的书面证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翻译行为有关的档案可以展示翻译在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作用。

2）不同的手稿可重建译者在不同时间和阶段上的行为，展示实时和实际的翻译修改和犹疑及其背后的决策过程。

3）其他材料如读者报告和信函等反映了译者与出版社的协商和彼此间的权力关系平衡。

国内也有以翻译手稿为基础探讨翻译过程的尝试性研究，如许诗焱的《基于翻译过程的葛浩文翻译研究——以〈干校六记〉英译本的翻译过程为例》（2016b）和《葛浩文翻译再审视——基于翻译过程的评价视角》（2016a）。

我们可以将上述利用多种（副）文本资源的研究方法统称为广义的思维报告法。上述这些材料都可以看作译者本人的“声音”，是其言语化思维报告，但是这种思维材料不一定是即时的体验和思维，而更多是一种回顾式的感知、体验或是经过提炼和概括形成的观念记述。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文学翻译过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译者作为文学翻译一线场景的经历者，有着丰富的体验、感知和思考内容。作为一名翻译批评者或是翻译理论家，在对他们的翻译进行评论之前，首先要回到他们的现场，聆听他们的声音。MoDougall（1991：66）也曾经警示我们，译评最好由翻译家负责：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人“漫无边际地指责他人的错误并无多少教益。抽象的翻译理论会给文学翻译带来破坏性后果”。正如上文所述，我们从语言学和其他的理论视角分析得出的问题未必是真正的翻译问题。广义思维报告法在揭示译者阶段性翻译过程上的价值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完全可以作为更具实验性的研究方法的补充。

Hansen（2010b）强调说，人文科学范式下的分析方法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它们作为参考，翻译或翻译过程的经验实证研究就不可能产出理性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