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2 翻译认知建构综合模式的解析模式
接下来，谭业升（2012a）利用三个解析模式对该综合模式作了进一步细化阐述和拓展。
首先是语言–文化–认知平面关系模式（谭业升2012a：296），主要细化和拓展了综合模式中体现的语言、认知和文化三者的关系。认知语言学将认知放到视点位置上，考察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状态，同时也考察文化与语言映射和投射到认知平面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同3.6所示：
图3.6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文化–认知平面关系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面关系图存在着三个层次，我们将其称为“相”（phase），从上到下分别为初始相、在线相和规约相。语言、文化和认知三个平面都分别有三个相，比如我们所关注的动态识解过程就处于认知平面的在线相。如图3.6所示，在不同相上，语言和文化两个平面都在认知平面有着对应的形式和运作：在线识解同时激活语言平面上的语音、语义、符号选择和文化平面上的场景体验和社会文化体验，而共享的或偏好的概念图式–例示级阶和范畴网络与识解型式也对应着语言规约，以及文化平面上的认知域或场景类型的社会文化经验知识。各个平面中各相之间的纵向箭头展现了一种历时的状态变化，在线相是各个平面的共时活动中心，它会调动初始相和规约相，同时受到初始相和规约相的制约，并不断地挑战和调整规约相。语言文化差异主要存在于规约相，并在在线相具体体现出来，而差异的消弭和跨越则主要依靠初始相和规约相中的共享部分，也在在线相中具体实现。基于三相之间的关系，以识解为中心，可以形成以下有关语言与概念化共性与个性的认识：某一语言的具体识解过程经固化形成识解型式，一部分为基于人类共性的涉身体验的共享的识解型式，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识解过程受到某个语言规约或语法构式图式（constructional schema）的控制，受到基于文化经验的文化规约的制约（Langacker 1987；Croft & Cruse 2004），而发展成的不同的语言文化偏好的识解型式。在特定情境下为语言表达进行识解时，受到规约的允准（sanctioned by conventions）；某一偏好识解型式可以允准具体情境中的识解或被具体情境下的识解例示（instantiated），也可以进行拓展。
这种宏观的认识告诉我们，语言和概念化的共性与个性之间不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涉身认知观突显了交互的作用，即大脑、身体环境、文化产品和建制的复杂的动态交互，一方面，由于交互的作用，概念化在语言文化之间会产生具有跨语言文化差异的概念结构，并积淀在语言的意义结构中，而另一方面固化的语言差异又会诱导出交互中概念化的差异。然而，差异都以共性为基础，体现在初始相中。
基于语言和概念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动态认识，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容许译者的两个语言表征空间之间保持既整合又分离的关系，以及为什么翻译可以实现会通。因此，接下来的解析模式图，是有关译者的双语知识表征的三度空间模型：
图3.7 新三度认知空间模型
这一空间模型是我们基于认知语法理论对Paradis（2004，2007：3-28）“三分存储——独立系统假说”的修改和发展（谭业升 2012a：300-301）。它对双语表征空间的内容和互通关系均作了修正。这一三度空间模型描述和解释了综合模式中的启动、反向启动和允准作用。下面对此模型做简单的概括和说明。
语言表征空间是语言知识的库存。根据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理论，语言表征系统是一种语言的单位库存，包括音系单位、语义单位和符号单位。符号单位既包括词，也包括更小或更大的单位，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单位都是一种图式性的抽象范畴。一种语言的知识库存包含以图式–例示级阶为核心的范畴网络及其偏好识解型式。一般认知能力赋予我们基于涉身体验利用语言进行灵活识解的能力，这种基于涉身体验的识解在语言使用中固化，形成语言单位的图式–例示级阶和范畴网络的库存，与此同时，具体的识解又会因文化、社团和个体涉身体验的不同，经固化而形成相应的偏好识解型式，反映在不同语言知识的表征空间中。
另一方面，因为认知能力的共性以及相似的涉身体验，语言文化间存在反映人类共有经验的概念结构以及基于共性涉身体验和比较实践而确立的互通概念图式–例示级阶和网络，构成了互通概念基础空间的内容。从认识来源上看，互通概念图式在本质上是语言使用者基于共享的涉身体验实施比较、概念化或范畴化的认知图式，双语者所拥有的互通概念图式在本质上与单语者实施比较、概念化或范畴化的认知图式相同，只不过存在涉身体验的基础上的量的差异。在新的空间模型中，互通概念基础作为一种共性的概念表征，其构成要素不是作为抽象理性基础的还原主义的概念特征，而是基于大脑、人体功能共性的方方面面，基于感知动觉系统、有机体和环境互动的相似涉身体验（包括生理的、神经的、交互的和社会文化的体验）确定和塑造的概念图式（包括与感知动觉系统相联系的前概念意象图式等）。除了适合某一小范围的具体的概念图式之外，还存在适用性较广的图式，即互通概念基础中的共享概念图式之间也可能存在图式–例示的级阶，其中有些图式是更抽象的、高层的图式。这些概念结构的表征（其中包括作为概念关系图式的隐喻图式和转喻图式）不像原则–参数机制表征那样，是可以完全演绎的结构，而是基于天赋身体的涉身认知限定，同时基于身体和环境、身体与其他机体的交互作用，基于具体的涉身体验或语言使用而固化的结构，而其具体的例示方式也与具体的涉身体验的突显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谭业升 2012a：93-184）。不同类型的互通概念图式在两种语言文化中被例示或拓展例示。因此互通概念基础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的动力来自主体的涉身体验，也包括基于语言对比的涉身体验。
在互通概念基础空间中储存的互通概念图式–例示的级阶和网络在具体的创造性翻译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成为创造性翻译的多样化通达路径的认知基础，并为创造性翻译提供基本的认知限定。翻译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丰富了互通概念基础和双语表征空间的认识，为我们细化有关创造性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第三个解析模式是反映综合模式中合成过程的翻译合成概念化模式（谭业升2012a：314），见图3.8：
图3.8 翻译中的合成概念化
在翻译过程中，普遍认知能力（上文所说的认知初始相）组织和协调语言知识、在场语境和文化经验认知域的单位和要素，参与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的概念化和符号化以及合成概念化过程，而具体的概念化过程也是基于普遍认知能力和互通概念基础对语言知识、在场语境和文化经验认知域进行的调整和更新。在这一过程中两种语言偏好的识解型式会同时发生允准作用，而且也可能基于互通概念基础在更高层次上合成，产出新的概念组织形式。
比如，“一石二鸟”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合成概念化的过程。具体过程如下：
SL符号化（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SL概念化（One shot / kill two birds：One action / double earnings）↔合成概念化（互通概念图式：一次行为两种收获）↔TL概念化（一次射死两只鸟：一举两得）→TL符号化（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作为合成概念化结果的“一石二鸟”与目标语的规约单位“一箭双雕”在组合型式上相似，是汉语偏好的构式图式——“数字＋X‖数字＋Y”（其他的例子如：七上八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心二意，五颜六色等），而另一方面仍旧保留了原语规约单位的语义图式。这一新的表达形式的产生正是两种语言规约博弈的结果，是一种创造性认知合成的结果。
再如：
Reproach flashing from her finger-end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Tomas Hardy)
气得好像头发梢儿都冒出火来。（张谷若译）
其合成概念化的过程图示如下：
SL符号化（fashing from her fnger-ends）→SL概念化（fashing / fnger ends：fre / body part）↔合成概念化（互通的概念图式：生气是火／ANGER IS FIRE）↔TL概念化（身体冒火：生气）→TL符号化（火冒三丈、怒发冲冠）→头发梢都冒出火来
在此例中，原文表达flashing激活了“生气是火”的概念隐喻图式。在张谷若译文中，“气得好像头发梢儿上都冒出火来”这一隐喻性表达例示同一隐喻图式。但是既然原文有finger ends，为什么不用“手指头气得要冒出火来”而是用了“头发梢”呢？这显然是因为汉语中已有“火冒三丈”“怒发冲冠”这样的成语，原文激活了互通概念图式“生气是火”，而译者则根据此互通图式、目标语自身已有的例示形式和原文的例示形式进行了创造性的合成，从而生成新的表达。可以说，这种合成的新式表达相比直译表达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也更具有表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