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1 翻译认知建构综合模式的演变和构成
谭业升（2009）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构建了包含翻译理解和产出过程的“意义建构和重构模式草图”，如下图所示：
图3.4 翻译中的意义建构与重构模式草图
这一模式的核心思想是Fauconnier的语言认知观。他使用前台–后台隐喻来刻画语言和认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后台认知位于前台语言之后、超出前台语言之外，但又通过前台语言以某些方式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后台认知对语言使用、语言变化以及语言组织的动态作出解释。他提出，语境中的任何语言形式都有触发大规模的认知构建活动的潜能。与丰富多彩的后台意义构建活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前台只需很少的语言形式就可以导引我们进入相同的丰富多彩的认知路径，激发我们进行复杂的认知操作。Fauconnier（1999）指出，语言中的丰富意义是由语言使用者读入或者建构的。语言只是壮观的认知冰山的顶端，我们在从事任何语言活动时，不论是世俗的还是艺术创造性的，都会无意识地使用容量巨大的认知资源，唤起无数的模式和框架，建立起多样化的连接，调整大量的信息组合，进行创造性的映射、转换以及阐释。
翻译的最基本目的是成功交际。根据关联理论，以认知语境为基础的语境假设之间的相互明示和最佳关联是成功交际的保证。而Fauconnier（1999）则对成功交际的保证提出了更加详细的解说，定义了比认知语境更加丰富的基质（substrate）概念。他认为，语言运作是以“文化、语境和认知”基质为基础的。只有当这种“文化、语境和认知”基质对于交际双方来说具备足够的一致性（sufficiently uniform），语言使用启动的意义框架的构建才具有一定合理程度的一致性。
认知基质（cognitive substrate）在跨语言文化交际中起着关键的桥梁作用。Palmer（1996）为我们具体总结了语言文化间所具有的“认知”基质的共性。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人类而言，他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形式和功能，进行符号化和语言表达的能力，进行意象化识解的能力（如将场景以图形–背景、具体化、视角和基底–侧面等方式进行识解），将经验进行图式化并将图式组织成复杂的范畴、范畴链和范畴级阶的范畴化能力以及为修辞性语言的产出和理解服务的隐喻和转喻思维都是相似的。任何地方的人类都能够通过现有的认知模式和图式对经验进行概括。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抽象化（或者图式化）、注意力指向或聚焦、图形–背景组织等各式各样的认知能力适用于任何经验域，并且在具体概念的创生过程中起着基本作用。以具有共性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基质为基础，我们就有可能以相似的模式对不同语言进行探究。认知基质也就是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资源（Fauconnier 1999）。
另一方面，不同的语言也发展了不同的启动方式，并以此获得交际所需的认知框架。语言使用中涉及的具体认知运作以及对相关文化经验建模的方式，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有所不同（Fauconnier 1999：188）。因此，在这些较为具体的方面，“文化、语境和认知”基质表现出差异，确保交际成功的基质一致性也变得不确定了。在这种情况下，交际双方需要进行协调，通过充分利用共享的文化、语境和认知资源来重构意义，重新组织意义结构，突出基质中共享的部分，调整世界观和范畴化的方式，改变识解方式。基于Fauconnier对语言和认知关系的阐述，我们认为，翻译的核心认知过程就是基于共享资源基质进行的意义建构和重构的过程，如图3.4所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模式中的语法启动和反向启动（counter-prompting）过程：源语言语法启动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所谓反向启动，是指以预期中的目标语表达形式为指导的意义框架的建构过程。如图3.4中弯曲的箭头所示，在意义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作为翻译成果的目标意义框架不是一次性取得的，而是要经过多次的试探、多次的反向启动才能完成建构。
接下来，Tan（2009）主要基于Langacker（1987，1988，1991）认知语法理论中基于用法的语言系统观（usage-based model of language）和认知识解论对上述草建模式进行了丰富和细化，提出了以识解为中心的翻译过程认知建构模式，即一种描述和解释翻译认知过程的综合模式，如图3.5所示。
图3.5 翻译过程认知建构模式
相对于草建模式，该模式内容更加丰富，主要基于Langacker认知语法（Langacker 1987，1988，1991，1999）中的意义识解理论对有关项目进行了细化和明确。Langacker认为，意义并不是语言表达的内在属性，而是通过在语境中及语言使用的实际场景中的在线识解获得的，识解是以语言表达为目的对场景的概念化。构成话语的语言成分是意义识解过程中重要的输入要素，但并不是唯一的要素，它们对于识解的贡献也并不是所谓的意义。意义不是先在的和进行解码的对象，而是需要语言使用者建构的（见图3.5中两个“意义建构”框），其中涉及复杂的认知运作和广泛的百科知识。自然，翻译不是意义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传递过程，而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建构意义的过程。意义识解过程受到许多限制，主要有传统规约（在图3.5中体现为语言规约和文化规约）、语境和人类认知机制的性质（在图3.5中体现为认知制约）等。这些都会影响到识解的结果——意义。
翻译认知建构模式中，在线识解位于翻译过程的核心位置，而双语语言和文化知识（在模式中体现为语言／语篇表征图式、语言文化规约、原语和目标语文化读者世界图式）、普遍认知能力和语境等则是对在线识解的制约因素和它的材料来源。基于关联理论提出的最佳关联原则和解释相似原则也作为统辖原则纳入了模式之中，除此之外还增加了认知增量原则（详见Tan 2009；谭业升2012a，2012b）。
如图3.5所示，在该综合认知模式中，在线识解空间是三种运作的聚合点：（1）来自源语表达式启动的意义建构空间。它提供了在线识解的基本内容。（2）来自源语文本和目标语言文本读者的世界图式的合成。源语文本和目标语言文本读者的世界图式都是以一般认知能力为基础的命题式和类比式结构，并以四种基本类型的知识表征模式（即命题、意象图式、转喻和隐喻模式）构成。在跨语言文化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我们总是可以在目标语言文本读者的世界图式中找到由源语文本表达式引发的对应概念框架。两种框架在互通的概念框架（即互通概念图式层级）上可以通过在线识解重组或合成（参见谭业升2012a：283-326）。（3）源语和目标语规约允准效应的合并力量，来自两种语言表达的启动和反向启动。反向启动是指发现过程中暂时使用目标语的特定结构或语法语素完成在线识解（如曲线箭头所示）。在这个发现过程中，目标语规约发生允准效应，言者据此启动和选择特定意象或框架来重新构建情境。正如中间的白色箭头和图3.5底部的合并箭头所示，翻译过程的理解阶段和生产阶段的意义构建过程存在融合过程。事实上，翻译过程两个阶段的分离是为了研究的便利而人为造成的。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翻译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中找到支撑。如前章所述，很多有声思维报告、击键记录和眼动跟踪研究（尽管它们具有缺陷）已经证明，翻译过程中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不断的往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