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4　PACTE翻译能力模式

如上所述，Shreve & Lacruz（2017：127-143）认为，翻译模式必须描述执行翻译任务时激活和使用的翻译相关认知资源的性质、获得和发展。Schenk et al. （1998）认为，认知翻译模式的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是最低限度地假设能够执行转换和解决转换问题的知识，包括译者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L1和L2语言知识，来源和目标文化的文化／世界知识、专业领域知识（领域知识）以及源语和目标语语篇规范和结构的文本知识；另外一部分则是翻译知识，包括理解任务的性质和限制条件，以及如何识别和解决问题以成功完成任务。上述知识是将信息从源文本转换到目标文本的基本认知资源。PACTE研究小组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式则是对这些认知资源的概括。

翻译的认知能力构成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PACTE研究小组（即西班牙巴塞罗那自动化大学专门研究翻译能力获得评估过程的研究小组）在经验研究证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尝试性的翻译能力模式（2003：60），其中包括双语能力、言外知识、工具使用能力、策略协调能力、翻译职业知识和心理—生理要素。双语能力指使用双语进行交际的程序性知识以及双语间转换的干扰控制能力，包括语用、社会语言、语篇、语法和词汇知识。言外知识主要指显性和隐性的有关世界的一般和专门性陈述性知识，包括双文化知识（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知识），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百科知识和特殊领域的专题知识。工具使用能力是指使用文件资料和信息通信技术、不同类型的词典、百科全书、语法、文体样式、平行文本、电子语料库、搜索引擎的能力。策略协调能力是有关确保翻译过程的效率和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的程序知识，这是一种最基本的能力，控制着整个翻译过程，影响到其他能力，并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策略协调能力的作用包括：（1）计划整个过程并实施，选择最充分有效的方法；（2）评估过程、阶段性的成果及其与最终目标的关系；（3）激活其他的副能力并弥补各自的缺陷；（4）确认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并应用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翻译职业知识是指有关翻译是什么和翻译职业方方面面的隐性和显性陈述性知识，包括翻译如何运作、翻译单位的类型、翻译加工的程序和方法（策略和技术）、问题的类型、翻译职业实践知识和工作市场知识（包括不同类型的上级、客户、受众等）。心理–生理要素则指不同类型的认知和态度要素以及心理调适机制，包括：（1）有关心理状态，包括记忆、感知、注意和情感等；（2）工作态度方面，包括求知欲或好奇心、毅力、严谨度、批判精神、有关自己能力的知识和信心、测量自己能力和动机的能力等；（3）其他认知要素，包括创造性、逻辑推理、分析和综合能力等。

PACTE模式以人类翻译所需的思维能力为研究目标，认为翻译能力是知识、能力、策略的组合，是由上述相互联系、呈梯级关系的次级能力构成的认知网络。它充分地描述了翻译能力所包含的一般性、多用途的子能力，将其进行适当的组合，以便翻译能力的构成达到最佳状态，并有利于翻译能力的培养和发展。该模式将前人研究中忽略的译者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译者本身所特有的心理特质和技能，如创造性、情感及注意广度等，纳入翻译能力模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一个模型（Lesznyák 2007：183；李瑞林2011）。它既是对翻译的前提性、程序性以及支撑性子能力的整合（Pym 2003：481-497），也从心理学角度对有关内容进行了丰富。

PACTE研究小组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式可以看作是翻译过程的模式。这不仅仅是由于Shreve & Lacruz（2017：127-143）所说的认知资源的考虑对于建模的必要性，而且也因为该模式中包含了过程概念，比如双语能力是程序性知识且涉及双语间转换的干扰控制的考虑，而策略协调能力、翻译工作知识和心理—生理因素则预设了对整个翻译过程及其情境的考虑。

Paradis（2004）认为这个模式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首先，PACTE研究小组声称的许多翻译能力（例如计划、解决问题、选择和评估选择等）实际上是相当一般性的能力，大多数会讲两种语言的人都可以被认为能够获得大多数的子能力。其次，在PACTE研究小组的主张中，隐性的和显性的、程序性的和陈述性的加工和知识经常被混杂在一起。例如，解决问题、计划、选择、评估和控制被认为主要是程序性的，然而这些过程通常与有意识的非自动过程相关联。

关于第一点，我们同意Paradis的说法。谭业升（2016）指出，该模式对翻译能力的一些认识仍然过于表面和笼统，有些概念含糊不清，停留在民俗观的认识上，因此造成了较多的分歧和争议。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关转换能力的认识。PACTE研究小组（2003：60，2005）在其后期翻译能力体系模式中，将以往处于中心地位的转换子能力替换为策略能力。PACTE研究组给出的理由是：转换能力是翻译能力的全部。然而值得探讨的是，在翻译能力的研究中，众多学者都将“转换”置于核心地位，如Wilss（1982）、Kiraly（1995）、Beeby（2000：185-198）、姜秋霞、权晓辉（2002：11-15），等等。历来被译界广泛使用的转换能力为什么会突然缺席翻译能力系统？将策略能力作为翻译能力的核心要素，又如何依此将翻译能力区别于从事其他事务的能力？PACTE后期模式满足了可操作这一标准，却忽视了翻译能力的定义性特征。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程序性的加工是否一定是无意识的、自动的，还不能过早下结论。Alves & Gonçalves（2015）在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表明，程序编码加工比概念编码加工付出的认知努力更大（可参见下章关于“认知努力”的讨论），即不是自动的、无意识的。当然，也许程序性加工和对程序编码的加工要加以区分。PACTE研究小组认为“解决问题、计划、选择、评估和控制”主要是程序性的，的确有些不妥，因为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显然会调动很多方面的资源，同时涉及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PACTE研究小组可能是将其放在了与双语知识和文化知识等前提性、支撑性子能力进行比较的语境下，认为“解决问题、计划、选择、评估和控制”等处于策略协调能力模块，主要是程序性的，这种认识可能受到了模块论思维的影响。谭业升（2012a：17-18）指出，PACTE模式分离出不同的认知能力和要素，因此是将不同的子能力分作相对独立的认知模块来加以研究，各子能力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超出了其解释力的范围。而涉身认知观强调语言与主体认知和语境认知的交互，可以将双语能力、言外能力、心理–生理要素等放在语言分析层面结合起来考察，从而产生更加综合、生态的（ecological）、具有心理现实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