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 Bell的翻译过程模式
Bell（1991）在传统编码–解码模式基础上，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更加详尽的翻译过程模式（转引自谭业升2012a；吴义诚2000）：
图3.3 Bell的翻译过程大纲模式（Bell 1991：46）
我们可以看到，该模式存在一个相当于以往的跨语表征的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阶段，也就是独立于任何语言的抽象概念表征，需要概念组织器来完成，它类似于Fodor（1983）的“思维语言”，即任何语言都可以“翻译”成的跨语表征。
对于整个过程模式的系统，Bell（1991：46-47）作了如下解释：两种语言都需要有一个视觉词汇识别系统（visual word-recognition system）和写作系统（writing system）、句法处理器（syntactic processor）、语义处理器（semantic processor）、语用处理器（pragmatic processor）、概念组织器（idea organizer）、计划器（planner）。句法处理器用来处理情态系统（mood system）的种种选择，通过分析器将信息传入语义处理器；语义处理器处理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里可得到的种种选择，并与语用处理器交换信息；语用处理器处理主位系统（theme system）里可得到的种种选择；概念组织器跟随或组织篇章中言语行为的推进；计划器则负责为诸如语篇加工等语言使用过程制订要达到的目标计划。
Bell这样描述翻译的输出阶段：
我们开始翻译时已经具备了小句语义表征的所有信息资源，在记忆中整个语篇统一组织成一个图式……在这个图式中所有的命题关系都被显示出来，并且是彼此互联的，具备了有关每个小句和整个语篇的重要的语篇类型信息和文体信息。我们要尽可能地复制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在语用处理器中，非语义的信息也应该匹配，我们必须在目标语中找到一个对等的语篇形式，达到与原文相同的言语行为、主题和文体标准。（Bell 1991：71）
显然，这一复杂的过程模式承袭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客观主义认知观，它基于“人是机器”的隐喻，将翻译过程看作是一个模块计算系统的运作。Bell的翻译过程模式与一般计算系统的对应情况如下（参考上文有关模块论的概述）：
1）机体的感知器官（将边缘感觉信息转换为加工符号的转换器）对应视觉词汇识别系统。
2）中央处理器（对这些符号连同已储存的数据结构中的符号一起进行运算，形成计划或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应记忆系统，句法、语义和语用处理器，以及概念组织器和计划器。
3）输出转换器对应写作系统。
然而，Bell的翻译过程模式在认知观和语言观上存在内部的矛盾。Bell对各处理器的安排基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模块观，与其对应的是经典符号主义（symbolicism）的串行信息加工方式，即坚持信息加工方式是串行（serial）的，也就是说前一个阶段的加工完成以后接着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加工，一个系统模块为下一个模块提供输入信息。但是另一方面，从这些不同处理器的解释看，它采用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观，其理论基础之一是社会符号学，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模块观有着不可兼容性。其情态系统、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和主位系统分别对应着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人际功能、意念功能和语篇功能，这三种功能系统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经典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关系，也不可能完全对其进行串行处理（谭业升 20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