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结语
本章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五个需要拓展的领域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的引领作用外，翻译认知过程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有其他方面的动因：有的是翻译实践层面（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倒逼理论层面的转变，有的是在新的范式下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概念进行反思并产生新的认识，另外也有取得进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促成作用。在这些领域，认知翻译学研究者已经作了尝试性的探索，为未来的拓展开辟了道路。
注释
1 Enactive cognition即身体与环境互动共构的认知，身体与环境共构时符合人的需求并达成人的目的，即认知具有赋使特性。也有研究者将其译为生成认知，如：王金颖，生成认知：具身进路与佛学认知观的交融，《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39（3）：133-138。英文标题为“Enactive cognitive science: Blending of embodied approaches and cognitive theory of buddhism”。这种译法容易与生成主义语言学中的认知观混淆，故未采用。
2 这里的行动赋使性（enactivism）被理解为与涉身性概念相近。
3 对此我们在5.3.2节将做更详细的阐述。
4 即在没有源语文本的情况下直接对机器翻译译文进行编辑。
5 网址为http://bridge.cbs.dk/platform/?q=SEECAT。
6 此处指实践中的社会认知交互模式，而不是理论上的。
7 （认知）文化语言学肇始于Palmer（1996）的专著《文化语言学理论探索》（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是认知语言学、传统文化语言学、话语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民俗语义学等几个学科分支的结合体。近年来其与认知语言学内部发生的社会转向（Kristiansen 2008）合流，不断拓展其研究和应用领域，方兴未艾。
8 Muñoz Martin（2010a：176）主张用脚手架和文化模式等可操作性的概念取代抽象的文化概念，以避免在具体研究中有过度概括和过度简化的倾向。这一点对我们国内的文化翻译研究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9 “自我效能”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是指一些人相信自己具备取得成功的要素，并对此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它是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核心概念。
10 Kövecses（2000）将情感分为基础情感、次级情感、典型情感和非典型情感等。有实验范式的研究涉及以基础情感为基础的比喻性表达。
11 此处profiling取一般的“刻画”义，不同于认知语言学中（见3.2.3节）的特殊义，即与基底相对应的“截显”义。
12 对语料库中的翻译转换和规范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创造性翻译进行粗略概括，还为研究翻译中涉及的问题类型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提供了有趣的见解。
13 这说明很多创造性认知活动是无意识的，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