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言语报告法
言语报告法主要包括有声思维报告法（think-aloud protocols，简称TAPs）和回顾报告法。
有声思维报告法依托译者伴随性或即时性的思维过程报告探究翻译过程。Ericsson & Simon（1984）在著作《有声思维报告分析：作为数据的言语报告》（Protocol Analysis: Verbal Reports as Data）中系统介绍和阐述了应用有声思维报告法探测大脑认知过程的可行性。他们也因此被认为是最早利用有声思维报告法研究译者大脑“黑箱”的学者。在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初期，它为研究者探索大脑的内部运作提供了可能，主要用于笔译研究。在研究中，被试一边执行翻译任务，一边尽可能按要求口头报告大脑的思维过程；研究者将被试的口头报告录音并转写成文字（protocols），作为翻译过程研究的数据支撑。
基于有声思维报告法的研究在理论假设方面一向多产，特别是在探讨解决问题的策略方面。然而，关于有声思维报告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学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邓志辉 2012）。有些学者认为有声思维报告法完全可以反映译者的思维过程，并应用此方法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如Fraser 1993；Gerloff 1986，1987；House 1988；Jääskeläinen 1987；Krings 1986；Kußmaul & Tirkkonen-Condit 1995；Lörscher 1991a）；也有学者质疑，有声思维报告法并不能直接反映译者的认知过程。Toury（1991：60）总结说，由于“可能存在两种转换方式之间的干扰”，有声的言语报告一定会对书面翻译产生影响，即有声思维任务和翻译任务的叠加给译者带来了双重负荷。Jakobsen（2003）指出，双重负荷会导致译者的认知进度减缓（slowing-down effect/delaying effect），并有可能促使译者缩短翻译单位；有声思维的干扰性也导致译者的选择受到局限。Hansen（2005）指出，有语言缺陷（如口吃）和混合编码问题的译者也无法协调有声思维报告法要求的两项任务。
关于有声思维报告法能否如实地反映译者的认知过程这一问题，Hansen（2005）明确提出，译者的言语报告中不仅包含对实际任务自发的、未经修改的思考，还包括回忆、反思、论辩、解释、情感和经验。Bernardini（2001：251）则指出，有声思维报告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明确的研究程序，这导致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研究报告相当松散。也有学者（如Li 2004）对有声思维报告法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信度作了调查，发现其中的研究设计并不完全符合其所列出的信度条件。
此外，有声思维报告法在数据转写和利用方面也存在问题。与翻译同步进行的有声思维报告与翻译通常要经过录音／录像及转写，整个转写过程费时费力，但转写文本仍无法反映翻译过程的全貌（Sun 2011）。而且研究者对报告的利用往往不够充分：在多数研究中，言语报告仅用于提供少量例证，而一两个例证无法完全代表被试提供的言语报告，况且有时研究者凭借运气才能找到支持性的数据（Silva 2015：177）。
最后，有声思维报告法没有时间解析度。而Kiraly（1995）曾指出，高时间解析度能够在研究自动过程和受控过程之间的差异时发挥重要作用。
Li（2004）、李德超（2005）对采用有声思维报告法的翻译过程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评判，可以参考。
言语报告还可以采取回顾的方式。回顾报告（retrospective verbalization）法是指研究者在翻译任务完成后立即向被试展示翻译问题，并要求其评价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采取的解决方法（Lörscher 2005）。此外，研究者也会借助录屏、文本输出、击键记录等数据辅助被试回顾其翻译过程。Dimitrova & Tiselius（2010）在其方法论论文中通过源文本／源话语的提示启动回顾报告，以此探究笔译和同声传译中认知加工和解决问题的策略。研究表明，回顾报告可以与过程数据多元互证，而回顾报告和过程数据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充分证明了回顾报告的有效性。但是，早期的论文在分析和解释数据时常会出现遗漏翻译策略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不完整的回顾或译者自动化的加工造成的。
有声思维报告法适用于笔译任务的研究，而回顾报告法具有不干扰翻译过程的优点，可用于口译任务的研究。不过，除了一些与有声思维报告共有的问题外，回顾报告还存在其他缺陷：其一，回顾报告不像同时性报告（concurrent verbalization）那样能准确地反映被试的心理状态，因为任务之后间隔时间长，被试提供的可能是不完整甚至扭曲的描述，还有可能出现遗忘等情况（Seeber 2013）；其二，回顾过程中研究者与被试密切互动，这有可能造成数据的污染（Bernardini 2001）。
有声思维报告可以产出不被污染的清洁数据，这被看作是有声思维报告法相较于回顾报告法的优点。正如Jääskeläinen（2002：108）所说：有声思维报告的“数据是凌乱的，但研究人员的任务是理清这些凌乱的数据。被试不需要分析他们的表现，也不需要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有声思维报告法严格来说不是一种‘反思方式’”。然而，Hansen（2005）认为，研究者与被试的社交互动不会造成数据的污染：有声思维实验产出的口头报告毕竟是由实验研究者来分析解释的。为了获取清洁数据，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会尽量避免社交互动，确保被试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回想起先前的知识和以前的经验，有声思维报告中也不包含被试的反思、辩论或解释。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研究者对“混乱”数据的处理是否会掺杂他／她已有的知识、经验、情感、结论、期望和兴趣。作为一种自我观察，伴随性的有声思维总是追溯性的，而这样的反思又反过来影响后续的整个研究过程。口头报告是记忆、思考、推理、解释、情感和经验的集合体，这些主观因素在实验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
House（2015）针对有声思维报告法和回顾报告法的认知研究价值提出了以下疑问，可看作是对这两种言语报告法的批判性总结：
1）有声思维真的与内在的认知过程一致吗？
2）哪些认知过程是可言语化的，哪些不可言语化2？如何区分元认知监控和反省（陈述）行为与常规化（程序化）行为？译者（通常是专家译者）行为中那些高度或者完全常规化和自动化的部分从定义上看是无法回顾的，那么该如何研究这些行为？言语报告法预设翻译行为（act of translating）的主体可以对其思维过程进行实质性控制，且这些过程很大程度上可以进入意识并可言语化。这种假设的信度如何？能否在方法论上加以证明或证伪？
3）进行有声思维的译者是否会改变其通常情况下的认知过程？也就是说，是否存在观察者悖论？基于有声思维的各种记录翻译过程的方法无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真实的翻译环境，从而改变译者原本的翻译行为。在回顾性的翻译报告中，考虑到工作记忆的局限和译者的心理压力，译者在事后的访谈或问卷中能否反映真实的翻译过程？译者是否有可能对自己翻译过程中的思想进行再次处理并加以“元陈述”？
虽然言语报告法有其局限性，但它在翻译过程研究的初期阶段具有开创意义，在提供有关核心翻译认知过程的启示线索方面仍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如果要对意识进行科学的研究，就必须对它的所有方面进行考量。尽管经验实证主义和客观性是科学实践的本质，内省法和第一人称视角在心理学研究中仍是必要的，因为它丰富了研究，提供了其他研究方法无法提供的信息（Pickering 2000：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