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 翻译过程研究实验范式下的情感影响研究
在过去十年中，随着翻译研究的实验范式转向，研究者逐渐开始对情感在翻译过程中的真实作用展开实证研究。截至目前，实验范式下的翻译过程研究探讨了情感认知对翻译过程四个核心方面的影响：（1）源文本情感属性在翻译中的传导性或阻碍性作用；（2）情感因素触发不同翻译处理风格的作用；（3）情感在翻译接受中的作用；（4）译者的情绪调节能力。Rojo（2017a）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概述（参考Hubscher-Davidson 2018）。
1）源文本情感属性在翻译中的传导性或阻碍性作用
目前已有翻译过程研究通过实验来检测源文本的情感属性是否会对译者在目标文本中复现情感的能力产生实际影响，但是关于译者所经历的情感冲击与他们译作的情感属性之间的关系目前为止还没有确证。有研究结果表明，在较高情绪影响下进行的翻译一般创意评分较好。有关源文本情感属性在翻译中的传导性或阻碍性作用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的阶段性结论是：译者对源文本的情感融入可能不会对他们在目标文本中复现情绪的能力产生传导性影响，但可能会激发他们的言语创造技能（参见Lehr 2011，2012，2013）。
源文本可能具有与译者（作为情感因素）的意识形态相一致或相反价值的文字或表达，从而可能导致对文本情境的正面或负面评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一定会影响译者的翻译速度；只有可能会挑战他们意识形态预期的词语或表达时，才会对翻译产生影响（Rojo & Ramos 2014b）。现有的研究证据主要集中在源文本理解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意识形态对文本产出的影响，探索译者对某些术语和文体选择的偏好。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有关译者对文本情感融入程度的测量方法，现有的研究主要使用译后的定制问卷调查（如Lehr 2013）；今后可以尝试测量翻译过程中情绪唤起的程度，例如，测量译者的心率变化等。我们需要引入更精细的情感融入度量方法，方便研究人员评估译者理解和产出文本时的流动体验（或沉浸状态）。迄今为止，探究译者的意识形态在整个文本情感处理中的作用的研究主要基于启动实验中译者反应时的度量，并且只要求参与者翻译单句中的复合词。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须测量译者在翻译中的情绪唤醒状态，并回顾性地评估译者的主观观点（转引自Rojo 2017a：372-374）。这一方面的研究方法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2）关于情感因素触发不同翻译处理风格的作用
此类研究集中探索不同反馈所诱发的积极和消极情感状态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证据表明，对专家译者和学生译者而言，积极的情绪可能会增强翻译的创造力，而负面情绪可能会提高意义传达的准确性。积极的情绪似乎鼓励认知广度和灵活性方面的创造力，而消极情绪似乎可以提高特定项目意义加工的准确性（参见Lehr 2011，2012，2013；Rojo & Ramos 2016a）。
研究情绪对不同加工方式的影响似乎与翻译绩效和产品质量评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迄今为止，衡量情绪对加工方式差异的影响主要基于翻译质量评分。然而，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情绪对整体翻译质量有显著影响（参见Rojo & Ramos 2014a，2014b，2016a，2016b）。
尽管现有证据表明伴随情绪会对翻译过程产生影响，但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明确这种影响的性质，如需要确定翻译任务的性质和难度水平，为特定群组提供反馈的语气和内容，以及研究被试的个性是否会有情感效应。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们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收集数据的困难和现有研究数据稀缺性（尤其是有关专业译员的数据）；不同的研究经常使用不同语言、不同类型的文本以及不同的翻译评估参数，妨碍了对现有数据的客观比较，不同研究的结果不具可比性；为了识别情绪触发的影响，需要开展使用不同情绪诱导方法的实验。
除了反馈的影响之外，时间压力也可能是笔译和口译员工作环境中的情感触发因素。当时间压力太大时，所激活高水平的压力可能会导致译员业绩表现下降。长时间的高压状态可能会降低人的注意力水平，甚至会抑制身体机能。持续的压力可能会引起焦虑，对工作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疾病。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证明时间压力会影响翻译质量：虽然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强时间压力条件下，译员通常会产生更多错误，特别是照搬原词和遗漏（de Rooze 2003），但也有数据表明充足的工作时间并不总能防止错误的发生（参见Hansen 2006），一些研究甚至表明，对日常工作更有信心的译员在时间压力下的工作表现会有所提升（例如Hansen & Hönig 2000）。时间压力是口译任务的固有特征，因此也是口译员工作的常态。口译研究主要衡量压力和焦虑对翻译行为表现的影响。调查问卷研究表明，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口译员可以很好地管控他们的焦虑，并表现出一致的业绩水平（Kurz 1997）。但是，工作环境的任何变化（如远程口译）都可能使译员在心理上更加紧张，并且会对翻译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Moser-Mercer 2003）。所有这些研究对于寻找克服笔译和口译中的工作压力的方法具有不可否认的启示意义。
大多数关于时间压力的研究都提供了参与者对压力或压力感受的某种度量方式。一些研究使用了Bayer-Hohenwarter（2009a：194）所称的“固定期限方法”，即假设某些期限会使参与者承受时间压力（Jensen 2000）。更多研究使用主观方法，通过回访询问参与者的压力水平（de Rooze 2003）或使用标准问卷设计来衡量参与者的焦虑水平，例如Kurz（1997）的焦虑状态和特质量表，另外还有复杂的生理学测量，如唾液皮质醇分析（Moser-Mercer 2003）。用唾液皮质醇分析来测量压力的生理影响的操作方法非常复杂，并且实施成本较高。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更简单的方法来测量生理激活，例如使用心率监测来测量心率变化，甚至可以基于面部表情和身体运动进行观察和分析（转引自Rojo 2017a：375-376）。然而，总体上看，我们仍没有可靠的衡量时间压力条件的标准，也没有关于时间压力如何影响口笔译表现的确切知识。用于衡量压力或焦虑的工具之间的差异使得现有研究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很难将它们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总之，仍有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需要解决。
3）情感在翻译接受中的作用
文学研究中前景化理论的假设是，陌生化的语言或语言变异的新颖性促成了伴随情感的陌生化效应，而这些感受又反过来引导读者的解释努力。以此假设为起点，一组翻译接受研究试图测试文本翻译或影片音频描述中的比喻性语言损失是否会减弱观众的情绪反应。关于笔译文本接受的研究数据表明，对以基本情绪（即快乐、悲伤、愤怒和恐惧）为基础的比喻性表达而言，读者对隐喻和非隐喻性翻译策略的接受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除以悲伤为基础的隐喻表达之外，隐喻表达使读者的平均心率升高；而对于所有分析的情绪而言，非隐喻性表达使读者的平均心率下降，即表现出相反的模式。而悲伤表达报告中的心率普遍下降与生理学研究中的结论一致，即悲伤与心脏活动减少有关（Rojo et al. 2014）。
这些研究使用自我报告问卷和心率变化测量衡量受众的情绪反应。对于这些结果，我们应谨慎解读。首先，大部分数据是从参与者样本中收集的，如果样本数量太少就无法达到统计显著性。其次，仍然有必要对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进行三角测量，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概括力，并排除无关变量的不良影响。虽然心率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已被充分证明，但心率的变化指向了效应的存在，却并未提供足够的信息来确定这种效应的原因。除了对情绪刺激作出反应之外，心率也可以由其他因素改变，例如参与者的压力或疲劳。因此，应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将心率与其他指标的测量相结合，如结合皮肤电反应测量、主观感受探询，甚至回顾性访谈（转引自Rojo 2017a：377-378）。
4）译者的情绪调节能力
目前翻译过程研究领域已经探索了在情绪调节中发挥作用的两个核心方面：人格特质和专业知识水平（转引自Rojo2017a：378-381）。
Barboni（1999）和Reiss（2000）提出，人格特质类型和翻译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翻译研究领域逐渐找到了翻译人格特质研究的实证方法，并已证明人格特质，包括直觉、情绪智力、动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9、目标定向和抗压力等，会影响笔译和口译表现。HubscherDavidson（2009，2013a，2013b）率先探讨了直觉和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两种人格特质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基于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简称MBTI），她的测量研究暗示了文学翻译的绩效与学生译员直觉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同样，有关情绪智力的数据也表明：高水平的情绪智力与翻译绩效之间存在关联。此外，翻译任务类型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文学译者的情绪调节得分显著高于非文学译者。Hubscher-Davidson（2013a，2013b，2013c）强调，直觉和情绪智力在预测学生和专业译员的翻译表现方面发挥着相关作用。据称，这两种人格特质都可以帮助译者管控文本的情感成分，可以作为预测翻译行为的指标。
Hubscher-Davidson（2016）首次开展了情绪智力对职业译者工作实践的影响研究。她采用特质情绪智力问卷（TEIQue）对155名职业译者展开调查，发现文学译者和非文学译者在特质情绪智力（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简称trait EI）上存在差异，而特质情绪智力与职业译者的文学翻译实践、工作满意度、绩效和事业成功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Hubscher-Davidson的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可帮助预测译者某些方面的行为表现，因此值得进一步探讨。情绪调节研究对于保证译者的情绪稳定性，从而帮助译者提高工作绩效至关重要。
当前开展的研究已经开始洞察支持专家和非专业口笔译人员有效自律的人格特质、认知机制和工作条件。笔译和口译员的人格特质中，自我认知和态度（如自信、动机和语言焦虑）可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并对他们的表现产生重大影响（Rosiers et al. 2011）。
有调查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消极情绪倾向、自尊和目标定向等人格特质会影响手语译员的能力表现。分析手语译者的业务水平和消极情绪倾向之间相关性的数据表明，情绪稳定性可以作为手语译者业务能力的预测指标（Bontempo & Napier 2009，2011；Bontempo et al. 2014）。另外，人格特质对于情感的调控受到所执行的特定翻译任务类型以及不同人格特质之间重合对冲效应的影响，甚至会干扰或阻止某些研究产生统计学上显著的结果（Rojo & Ramos 2016a，2016b）。
除不同的人格特质要素外，专业知识和经历也被证明在调节情绪以及引导笔译和口译行为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对专业笔译人员的研究证据表明，工作经历的影响可能优先于人格特质倾向。习惯于经历和接受客户批评的低抗压力专业笔译人员相比不习惯于接受顾客反馈和批评的高抗压力专业人员，更能有效克服负面反馈的影响（Rojo & Ramos 2016b）。专业译员可以使用元认知克服笔译中不确定性管理的负面情绪，从而提高目标文本质量（Angelone 2010；Angelone & Shreve 2011）。口译研究展现了专家和学生口译员的元认知、自我观察和自我判断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差异。此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能帮助非专业口译人员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例如，社团支持和鼓励等外在认可形式可以帮助本地口译人员有效调节并克服焦虑和疲劳，激励他们继续进行口译，进入到“流畅”状态（Hild 2013）。此外，关于专业知识在情绪调节过程中作用的证据表明，有必要将自律过程整合到自适应口译专业知识模型中（Hild 2014）。
专家译者控制主观性方面的能力是未来的实验研究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如果可以证明专家译者相比新手译者能更有效地控制他们的主观性，那么这种类型的研究结果将对翻译培训具有应用价值。
总体上看，翻译研究中对情绪调节过程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人格特质和专业知识如何有助于消除负面情绪。研究方法上也仍然需要进行某些改进，例如使用较大的被试样本或对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多元互证等。如果被试样本数量有限，人格特质研究数据就会缺乏统计学意义；而鉴于情感构念的复杂性，研究中需要将对口笔译表现产生影响的具体人格特质分离出来，但大多数研究中的描述词本质上是多维的，妨碍了对具体人格特质的分离。
翻译决策不仅仅是纯理性思维的结果，探索情绪调节过程对于帮助提升译员的业务表现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关于翻译过程中情感认知的探索，我们仍需改进研究方法，以更深入地评估和分析不同情感状态对翻译表现的影响。在翻译研究中，情绪对工作动态（如翻译任务中的问题解决或决策制定）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需要开拓的领域。了解翻译过程中认知和情感机制的知识，确定情感在口笔译人员处理工作场所关系中的作用，提升情绪调节的能力，将会成为译员成功的关键（转引自Rojo 2017a：378-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