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　认知承诺与翻译过程模式构建

Risku（2012）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的认知研究所使用模式的发展体现了三个隐喻框架：早期基于计算机隐喻（翻译被视为信息处理和符号演算），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神经网络隐喻（翻译被视为经验行为和文化行为）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交网络隐喻（强调翻译的社会建构主义和情境翻译）。这三种隐喻分别隐含了基于规则演算的认知，连通主义认知和情境化的、交互性的认知三种认知承诺。认知翻译学这一新的标签迫使其在认知科学的框架下，对翻译的各方面内容和要素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

基于认知承诺，我们在构建翻译过程模式时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应该明确模式预设的认知框架，我们要在其认知框架之上思考和探讨某种模式的实质和特征。在认识某种翻译过程模式时，应该首先明确其对认知概念的预设，是一般性的认知，传统的心理认知，或是经典的客观主义认知，还是范围更广的涉身认知？比如Nida在1965年提出的翻译信道模式就只是停留在传统信息编码—解码加工的一般性认知理解上，有客观主义的认知预设。

其次，应该明确某种模式涉及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认知构成中的哪些要素，是持狭义的认知观还是广义的认知观。在评判翻译过程模式时，要考察这一模式是否涉及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注意、推理等不同认知能力构成要素在翻译的语言理解、转换和语言生成中的作用；明确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加工，是自动化的认知加工还是可控性的认知加工，明确是在线初始认知加工还是回顾式加工，是与情感有关的还是无关的加工，等等。比如Gile的认知努力模式主要反映了主体认知中与工作记忆容量有关的方面，而Krings的模式侧重于心理认知中的问题解决这一构成要素。另外，翻译是基于语言的，还应明确是语言特有的认知加工，还是只将语言作为启动提示以探讨一般性的心理认知；如果是语言加工，应明确是限于词的层次、单句层次还是涉及会话和语篇，是句法的、语义的还是语用的，等等。

Shreve & Lacruz（2017：127-143）认为，翻译过程模式必须处理两个相关的研究问题。首先，必须描述在执行翻译任务时激活和使用的不同翻译相关认知资源的性质、获得和发展。这些认知资源在翻译研究历史上往往被称为翻译能力，是翻译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其次，必须从认知的角度来描述翻译任务。换言之，任务模式必须与知识模式相结合，以解释认知资源在认知过程中如何被激活、应用、创建和修改。翻译过程模式的建构要考虑到知识模式（含双语表征知识和领域知识）与任务模式（翻译当下的任务）的关系，将翻译的转换过程与阅读理解和写作产出过程相联系。同时他们也认为，在翻译任务执行期间进行的活动，如源语言阅读和目标语言写作，必须在认知学科目前接受的阅读和写作模式的范围内被理解和描述。这一有关翻译过程模式的认识充分体现了认知翻译学的认知承诺，主要强调了知识表征的作用，以及与其他认知科学分支学科的关联。

总之，从认知翻译学的认知承诺出发，翻译过程理论模式的建构应该回归到认知的本质。我们可以基于对认知概念本身的认识，以及对认知构成的认识，在认知科学的宏观视角下，探讨各种模式对翻译整体和部分过程的现实表征的概括和解释。只有回归到认知本质，才能真正地认识各种多样化模式的实质，在元认知层面将各种研究整合和系统化，也才能明确我们的已知领域和未知领域，有利于未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