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翻译过程的隐喻
如Chesterman所述，类比是模式建构的一种方式。类比思维是认知语言学所阐述的概念隐喻的基础。翻译过程的认识历史，尤其是前科学时期的认识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隐喻的历史。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仅是实现非常规表达的修辞格，也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是概念层面的现象，是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方式。概念隐喻是跨概念域或认知域的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s），由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构成。“隐喻的基本特征是，我们可以通过隐喻在另一件事或者另一个过程的概念里理解和知晓某件事或某个过程”（Lakoff & Johnson 1980：13）。“隐喻将目标事物的特点简化为提供图像的事物的特点，既能彰显也能隐藏事物特征，它们总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将事物结构化。在理想情况下，不同的隐喻与现象的各种侧面（profile）相符”（Lakoff & Johnson 1980：65-67）。
Richards（1953）声称，翻译是宇宙演化中最复杂的现象（转引自Nida 1993：1）。而多样化的隐喻如何揭示或凸显翻译过程的不同侧面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目前最经典的翻译过程模式莫过于以Shannon & Weaver的信息加工模式（Shannon 1948；Shannon & Weaver 1949）为基础形成的翻译的编码–解码模式（Bell 1991：17-20）。翻译过程的编码–解码模式包含了容器隐喻和通道隐喻的概念：容器隐喻将词语和词语组合看作是盛有意义的容器，而翻译需要将意义从一个语言容器中取出放入另一个语言容器，传递过程中又需要经过一个通道，即信道（参见Sin 1998）。
容器隐喻和通道隐喻以下面的三个跨域映射为基础：
1）概念或意义是独立于交际双方和语境的实体。
2）词、短语、句子和语篇是容器，语言形式是容器，语言的意义可以从一个容器取出，放入另一个容器。
3）交际是传递，它传递概念、思想和感情。
Halverson（1999：199-219）曾经基于意象图式和隐喻探讨了英语单词translate的意义的演变。Translate从前拉丁语和拉丁语继承而来并逐渐发展的意象图式是一个复合意象图式结构，包含容器图式——语言是思维物的容器和传递图式；后者包含了来源–路径–目标结构。翻译的容器隐喻和传递隐喻（隐含上述通道隐喻）就是在这两个图式的基础上形成的。
容器隐喻和传递隐喻对翻译思想和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Denham（1656：156）在谈到诗歌翻译时说，“……诗歌的精神是如此微妙，以至于从一种语言注入另一种语言时，它将全部蒸发；如果在输送中不加入新的精神，那么除了残渣之外，什么都不会有”。Denham的表述中就使用了传递隐喻。
口译释意理论强调摆脱形式束缚，提倡主观阐释。该理论中释意的核心过程部分deverbalization在中文里译为“脱壳”，即隐含了形式是“壳”，意义是“核”或“果肉”的意思。这足以说明，容器隐喻对于翻译过程模式的构建具有潜移默化又强有力的作用。正如Fauconnier（1999）所说，意识的局限性促成了意义的民俗理论的产生，即意义直接蕴于词和词的组合中，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的最自然的意识。“果”（意义）本质上应归因于一个可见的“因”（语言）。意义编码于语言之中，翻译的编码–解码理论也就随之产生了。
Tymoczko（2009：403-409）指出，作为中世纪晚期以来在西欧具有主导性的翻译概念模式，以两个无意识隐喻为基础的编码–解码模式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可以说，它是一个具有能产性的成功模式。编码–解码模式将概念和意义客观化为实体，将翻译过程简单化为传递，坚持否定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客观主义认知观，因此，这种模式有利于各种商业组织、政府、殖民政权甚至宗教机构推行自己的主张，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自文艺复兴以来，“翻译作为传递”的模式对于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大范围的多语言文化区域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促成了西方国家的技术、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以及其他形式的支配地位。
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旧的西方翻译模式正逐渐走向衰落。在翻译技术介入、在线众包和外包、多步骤流程合作翻译、多种变译需求等多样化翻译语境中，传统的传递模式从根本上失去了作用。Tymoczko（2009：403-409）认为，将翻译学科和专业非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以促成广泛的国际化，是应对上述挑战的一种方法。而探讨世界各国的翻译隐喻是实现翻译过程的再概念化的有效途径。
寻找翻译的不同称谓，尤其是在欧洲语言以外的语言中寻找翻译的不同表述是极其有意义的。许多翻译描述词汇所固有的认知隐喻可能会将翻译研究的概念化范围扩展到（语义）传递的范畴之外。从隐喻的元认知视角解构和探讨对于翻译的历史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对翻译过程进行重新概念化。接下来我们将在前人所做的隐喻探讨——如谭载喜（Tan Zaixi 2006），Cheung（2006）和Tymoczko（2009：403-409）等——的基础上，分别探讨非欧洲国家已有的翻译认知行为隐喻和翻译社会事件隐喻，并侧重于分析不同于上述意象图式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