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 民族志法
（1）情境调查（contextual inquiry）
情境调查是一种民族志研究方法，即研究人员通过观察和采访自然工作环境中的行为者或参与者来获取信息。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系统设计领域，最近被应用于翻译研究（Desilet，Brunette et al. 2008；Desilet，Tenaude & Sirois 2009）。近期的相关研究重点关注翻译人员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和在线资源的情境。具体而言，情境调查的兴趣点在于译者如何在现实中使用资源，而不是译者主观上所认为的如何使用这些资源（两者往往不一样）。目前，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是特定环境下翻译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情境调查法是一种适用于研究机辅翻译过程的方法（Saldanha & O'Brien 2014）。
情境调查法观察译者在自然环境中执行标准任务时的状况。在译者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进行记录，有时可以打断译者，要求其对特定行为作出解释，并且可以将这种交互过程记录下来以备分析。情境调查法可以与译者执行任务时的有声思维报告和译者屏幕活动相结合。Desilets, Brunette et al. （2008）描述了情境调查法的一个实例：他们将译者的口头报告转录出来，与屏幕录制同步化，然后添加注释，实施开放的编码，以使用扎根理论方法（grounded theory approach）13探索反复出现的主题。继而由翻译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分别以不同的视角对数据进行分析，最后进行综合。Desilet, Brunette et al. （2008：344）的结论是，这种方法“对研发适应翻译人员实际需求的语言技术非常有用”。Saldanha & O'Brien（2014：144）认为，它的使用可以扩展到语言技术领域以外的更广泛的翻译过程研究。
情境调查法在翻译认知研究中的应用可以得到情境涉身认知理论的支撑。Risku（2010：95）解释道，关于认知，我们现在不再简单地询问人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把所关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人及其个人历史和环境。对个体（即情境调查中的参与者）和环境作用的重视，使情境化涉身认知理论成为情境调查法的一个有用的理论基础（参见Saldanha & O'Brien 2014）。对此我们将在第五章详细探讨。
（2）问卷调查、访谈和小组（焦点）座谈
问卷调查、访谈和小组（焦点）座谈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也被视为民族志方法。这几种研究方法促进了翻译社会学的发展，同时也广泛用于应用性研究，但它们不一定借助于社会理论来解释其研究结果。这些研究方法试图呈现出研究人员和被邀请的参与者之间的协作过程。其观念符合社会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即知识建构于研究的参与者之间，而不是被研究者用科学方法从“主体”思维中提取出来。
访谈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通过直接观察行为来获得特定主体的思想和观点，但也全因此被质疑面试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亲近会造成潜在偏见。为解决这一问题，往往需要使用一些确保访问者保持中立的技巧，如尽量减少干预或避免使用结构化的面试流程表。传统上，访谈和／或小组（焦点）座谈的数据被视为“基本上独立于采访者／主持人的话语”（Edley & Litosseliti 2010：178）。然而，一个更符合阐释主义、更激进的解决方案是：承认访谈中的互动是必要且不可忽视的，并认为它是研究工作的有效组成部分。根据这一观点，为了有效分析访谈中使用的语言，我们就需要了解它如何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例如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对此种情况下语言使用的影响及其对社会身份和关系的建构作用。换句话说，访谈和小组（焦点）座谈并不被视为引出被访者心中已经“存储”的意义的方式，也不是意见被报告的空间，而是作为被重新构建的空间，作为特定社会现象的指示或说明（Edley & Litosseliti 2010：173）。这些方法可以用于研究翻译的社会认知方面。以口译研究为例，在半结构化和结构化的访谈中，口译人员有机会详细讨论某些问题，他们的真实心理状态（包括矛盾心理）会在访谈过程中彰显出来。比如Torikai（2010：89）在访谈中让口译人员探讨他们对文化调解人角色的认识，发现口译员“不一定遵守他们所表达的规范”；尽管口译人员偶尔将自己的角色比作机器，并强调了隐形的需要，但其实践则表明他们发挥的是更积极的中介作用。在涉及人们对某个话题的自觉思考时，访谈和小组（焦点）座谈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它让研究对象最初的观点和声音变得可见和可闻（Saldanha & O'Brien2014）。
（3）互联网介导的调查法
Dolmaya（2011）指出，网络通信作为一种大趋势也影响到了翻译工作和翻译的生态。近年来，人们已经注意到译者会利用网络论坛（Dolmaya 2007）、邮件列表社区（Plassard 2007）、博客（Dolmaya 2011）等工具进行在线互动，也有相关研究探讨了论坛和维基百科等在线工具如何被用于翻译的协作（Perrino 2009）。这些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研究作出了贡献：首先，说明了翻译人员如何通过网络交流讨论翻译相关问题，寻找翻译业务（包括外包、众包形式的业务）联系人，与其他翻译人员进行社交互动以及集体完成翻译项目等；其次，展现了翻译职业的变化，为进一步开展面向过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指出了利用网络技术协作带来的新的伦理挑战；最后，这些研究展现了互联网技术为认知翻译研究实验带来的新的研究方法和可能途径。
Mellinger（2015）在《互联网介导方法对于译者认知行为研究的适用性》（“On the applicability of Internet-mediated research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ranslators' cognitive behavior”）一文中指出，翻译认知过程的实验研究往往因为样本量小、研究结果缺乏一般概括性而被诟病。研究者在招募和遴选实验参与者时往往面临限制，其中就包括传统实验室场地对参与者地域的限制。互联网介导研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潜在方案，它不要求参与者特意赶到实验室，因而扩大了参与者的规模。而且，在互联网的支持下，研究者的测试不局限于在本地开展，可以将不同的参与者变量引入研究项目。击键记录法是一种非常适合于互联网介导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但尚未广泛使用。当然，互联网介导研究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有关调查显示，研究人员在开展互联网介导的研究项目之前必须考虑一些具体的事项，包括参与者自身条件、伦理和保密性、生态效度、数据安全、硬件和软件以及期望的措施等。互联网介导的研究应被视为对实验室研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数字通信和网络聊天工具，如Facebook、微信等，使翻译过程记录更为便利，可以为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分析材料，也为建设相关的电子资源库、使用语料库语言学分析工具展开研究提供了可能。
民族志研究优先考虑对若干精选案例展开多方面、深入和详细的分析。在这方面，它表现出定性研究的一般动机，即在一个案例中捕捉尽可能多的影响因素。相比之下，定量调查问卷和实验室研究的目的是在统计代表性所需的许多案例中研究有限数量的精确定义的因素。至于选择哪种具体案例用于民族志研究，则取决于实际的研究问题，但同时也可以包括一些典型案例、极端情况或尽可能多的不同情况（Risku 2017）。另外，自我民族志研究项目（即译者作为研究者的系统的观察、记录和分析翻译项目）可以看作是翻译民族志研究的特殊案例，这类研究有Marinetti & Rose（2013）的翻译剧场研究、Hokkanen（2013）的宗教语境下的口译研究，以及Hakola（2007）的音乐剧翻译研究。
Myers（2000）认为，“非实验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它在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描述行动的能力，以及对这些描述进行理性批判的能力”。这一陈述突出了定性方法的优势，强调了其超出预测的意义和阐释。翻译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可以为理解翻译的复杂认知活动提供一条路径：它们可以显示身体行为、空间组织与工具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脚手架如何对感知、记忆、理解、决策和监控等认知过程产生影响。民族志方法还使调查复杂翻译项目管理的认知挑战成为可能。项目管理已经成为翻译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翻译专业知识的构成要素，这一领域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此外，以长期性见长的民族志研究也可能有助于揭示翻译过程的动态变化，包括渐进的学习过程、专长发展和适应环境变化等各个方面的动态（Risku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