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 对翻译过程中文化认知运作的重新认识：文化认知系统与文化概念化
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对文化认知展开了新的探索，其理论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化对翻译过程中文化认知运作的认识。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对于文化认知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于个体文化认知的系统阐述；（2）对文化概念化过程的具体化。
我们一般以“共性”和“个性”两种视角来看待文化。“共性”视角将文化看作是所有个体共有的一般特征，而“个性”视角重视每个特定群体的具体特征，并假设个体的认知能力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Vogeley & Roepstorff （2009：511）对文化的界定将这两种视角互补：（1）文化不是一个仅仅借由母语或国籍就可以在经验上充分获得的习惯、信仰和实践的僵化体系，而是一个动态的个体分类的体系，这个体系与构成文化的个体处于持续的、辩证的交互和交换作用中，并且反馈到社会实践中（即“循环效应”）；（2）文化是一组能够塑造和影响群体成员的能力、实践和信仰，通过循环效应与成员进行连续和动态的交流。从概念上讲，循环效应描述了一个文化社区与其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简单说，人类是由文化塑造的，但他们自己也塑造了文化。为了使这些定义有效，Vogeley & Roepstorff（2009：514）提出了基于三个维度的模型：（1）相互参照维度（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分化和交换）；（2）处理社会相关信息的维度；（3）文化影响程度（变异性）的维度。
Talmy（2000：373-415）提出的文化认知系统理论（cognitive cultural system theory）则强调了个体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文化认知系统的概念。其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文化认知依赖于能够获得、实践和传承文化的大脑系统。这一文化认知系统包含一些只有人类具有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功能。它的运作不仅依赖一些可以泛化和迭代应用的演算程序，还通过一种高度异质化的、系统的、结构化的复合机制来处理文化现象，将特定现象纳入文化范畴之中，而将另一些现象排除在外。
文化认知系统理论主张文化具有特有的认知机制：这一系统性和个体性的认知机制具有生成能力以及获得、实践和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复合型和系统性的认知构造，有着具体的神经装备。文化认知系统在个体身上的运作根据天赋的结构程序进行，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这一结构化的文化复合系统的内容不仅与概念–情感型式（conceptual-affective pattern）有关，还与行为型式（behavior pattern）有关。
认知文化机制的获得功能体现在对其他人的概念–情感型式和行为型式的评估以及对这些型式的学习。认知文化机制通过评估和学习将这些型式抽象和内化，具体包括评估和对比其他群体与自身的关系，调和矛盾冲突，进行成员之间关系的抽象以及关注成员表现出的特定范畴的现象等。
第二种功能是传承功能，表现在通过特定实践比如教学来促进其他人对文化的获得。
认知文化机制的第三种功能是实践文化的功能。我们所掌控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不是静态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扩展，应用于我们所遇到的新的具体经验的理解，因为日常经验是多变的，这种变化时而急剧时而微小，而文化意义系统必须适应这种日常生活的偶发性和复杂性。有关文化知识组织的理论必须解释文化的这种生成能力（the generative capacity of culture）。这一实践功能集中体现了Vogeley＆Roepstorff （2009：514）所提出的处理社会相关信息的维度和文化影响程度（变异性）的维度。
文化具有其特有的认知系统机制的观点，与一般的认识是对立的。一般的认识认为：文化只不过是其他的认知能力，如一般智能或语言等的伴随体；一些人甚至认为，文化没有一个特殊的连贯的结构，只不过是一些更基本认知运作的副产品的具体案例集合。以往的观点认为：文化是超个体的，普遍存在于群体中；文化和交际的结构和原则不存在于个体之中，而是广泛渗透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中，或者存在于成员之间的裂缝之中。
Extremera（2015）指出，对于认知翻译研究学者来说，一个合适的文化概念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可以作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价值观念、传统以及参与社会和非社会世界的方式，在某个时空点世代相传，处于某一时空或是地理和社会空间中的某个情境中（Oyserman & Lee 2007：255）；（2）既相对固定又有动态性，既有情境性又有变动性（Oyserman & Lee 2008：237）；（3）应被理解为一个多维的而不是单体的结构（Oyserman & Sorensen 2009：25）；（4）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也是一个具体的意义创生框架（Oyserman 2011：164）。
在Extremera提出的特征（1）中，文化与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关：它是一个特定地点的连续现象。文化是连续的，当然，它既不完全传递给一个文化群体的所有成员，也并非在所有群体成员间都完全一致（Oyserman & Lee 2007）。特征（2）表明文化一方面是固定的，因为文化的一些部分不能跨代传承；另一方面它又是变动的，因为它的发展和变化与环境变化相同。因此，在情境认知观的视角下，文化是一个位于具有地理和社会坐标的特定点的人群所共享的、动态的属性（Oyserman & Lee 2008）。特征（3）是指一个人的文化无法通过出生决定的封闭知识来识别。而在常见的文化观念中，文化是单体的、统一的、可以长期接近的整体，甚至与出生国家同指。最后，特征（4）将文化描绘为一种心智的构造，一种个人意义建构框架，每个人用它来观察现实并赋予其意义。这些观点都与Talmy的文化认知系统论有契合之处。
（认知）文化语言学7利用文化人类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探索文化、语言与概念化的关系（Palmer 1996；Sharifian 2003），重新审视特定社会中的“习惯思维”、文化的特定行为方式和语义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认知即文化概念化分析的具体框架。
（认知）文化语言学明确了文化的认知属性（Palmer & Sharifian 2007），强调文化通过图式、范畴、隐喻和脚本（categories，metaphors and scripts）等认知结构对经验进行概念化加工，明确了文化和语言经由认知形成的互动互含、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文化概念化方式靠语言来传达，文化图式和文化模式具体体现在与具体语言使用相联系的概念化过程中，在具体的概念化过程中例示，并通过语言社团成员间不断的交际协商来修正和更新，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认知结构；而另一方面，语言体现文化概念化结构，从形位、词、语法构式到语篇的每个层面上都有着文化概念化的根基。词汇是文化知识的储藏库，语法体现文化特有的概念框架，而话语由交际情景中复现的语言符号反应构成，内嵌于社会文化建制中（Sharifian 2003，2008，2009，2011，2012；Sharifian & Palmer 2007；Sharifian et al. 2008）。
认知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为翻译学科中的文化认知研究带来了新的观念和具体的分析框架。
传统的文化翻译研究往往将文化看作超个体的群体属性和案例集合。文化认知系统的概念对于Muñoz Martin（2010a：176）所持的“翻译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不是文化之间”的认知立场提供了深刻的注解8。认知翻译学将翻译视为一种人际现象，而不是抽象的跨文化活动（Muñoz Martin 2010a）。翻译中的文化只不过是作者、演讲者以及笔译和口译人员在心智中构建的心理表征，以便在文本特征、风格、语域等方面使文本符合接受者的预期。传统认识中，文化只是翻译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即译者要考虑参与者的具体文化背景，并受到具体的、变化的情境的制约。新的理论框架下的文化概念则不止于此：它从整体上将翻译过程看作一种文化获得、传承和实践的过程。翻译过程正是译者利用个体文化认知系统从事跨文化实践的过程，是其基于对其他文化的创作者的概念–情感型式和行为型式进行评估，调和矛盾冲突，对自我和他者文化现象进行重新范畴化的过程，也是传承和生成文化知识的过程。
认知翻译学可以在文化概念上努力争取一致性，从已有框架中吸取经验，设计一些让文化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一种文化模式可以被用来实施不同的认知任务，在个体身上产出文化的概念–情感型式和行为型式的例示，并指导个体行为的实践。这种实践文化的功能以及所涉及的文化模式，包括其中的概念—情感型式和行为型式，恰恰是探讨译者实施文化翻译任务时需要研究的。基于文化语言学的成果，我们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上寻找两种语言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差异和分歧，用图式、范畴、隐喻和脚本等概念化经验的认知工具系统地解释这些差异以及翻译转换过程。
在新的理论和概念分析框架下，文化认知的描述得以更加深入和具体，但我们仍需要借鉴和创新实证研究方法，以更多地揭示文化翻译的认知机制，探索译者在文化认知互通中所发挥的作用。翻译过程的文化认知研究也许最能体现认知翻译学对于认知科学体系中其他学科的反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