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3 新时期社会技术网络中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技术的革新带来了翻译工具和手段的进步，也促成了参与翻译产品生产的人力组织及其内部关系的变化。从认知科学的视角看，翻译技术的革新实际上是新的语言知识表征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变化，新的机器翻译软件和翻译技术不再依赖传统的符号表征和规则演算，而是主要依托网络式表征、概率统计方法和学习智能，这也正是第二代认知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翻译工具和手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译者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对参与翻译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技术所依赖的对齐和类比语料库需要由人来创建，翻译记忆的训练需要由人来完成。因此，细化分工的翻译工作团队链条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Holmes（1988/2000）在讨论“部分翻译理论”时以“媒介限制”（medium-restricted）为标准将翻译分为人工翻译（口头或书面）、机器翻译和人机合作翻译（如计算机辅助翻译）。现在大多数翻译都是“智能化”的：翻译作品不是单一翻译人员的智慧成果，而是在翻译人员与由翻译专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团队创建的“智能”翻译程序的交互中生成的。这些翻译专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形的共同作者，因此越来越多的翻译没有明确的个体译者。这种变化改变了我们对翻译本质及翻译过程的认识，不仅为翻译学理论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更为描述翻译研究拓展了新的课题。Holmes界定的应用翻译研究课题需要包括：翻译机器、翻译记忆和翻译工作平台是如何构建的；翻译软件界面如何在认知上甚至在工效学意义上（ergonomically）影响翻译人员；新技术如何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影响翻译人员的工作场所；当个体译者的责任不能被明确时，会涉及何种不同的伦理考虑等。这些都将成为新的认知探索课题。
Jakobsen（2014）指出，随着过去几十年来的技术变革，翻译和翻译能力的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对机器翻译文本的译后编辑成为翻译行业中的一项关键环节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译后编辑是对机器翻译输出的原始译文进行编辑、修改或润色的过程，旨在确保译文的质量能够达到用户预期。它结合了传统的源语文本到目标文本的翻译技巧，语内翻译和文本制作技巧以及机器翻译系统运作。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翻译过程研究者开始和机器翻译研究专家合作，携手寻找人工翻译和技术应用的最佳结合点，以深化对技术时代翻译认知过程的认识，提高机器翻译的质量。同时也有研究者开展了针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实证研究，并特别关注人工翻译和机器加工的互动过程。
Koglin（2015）结合眼动跟踪和击键记录法考察了隐喻表达在译后编辑和人工翻译两种模式下的认知负荷，研究结果表明，译后编辑模式所需的认知负荷要小于人工翻译，并且能节约翻译时间。Carl et al.（2015）使用眼动技术考察了译者在人工翻译、双语译后编辑和单语译后编辑4不同任务模式下的加工效率和认知过程，并比较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后编辑策略；研究发现，机器翻译在效率上明显优于人工翻译。然而，技术手段在提高翻译效率和减轻译者认知负荷上的优势仍存在争议。Alves et al. （2016）结合眼动跟踪法和击键记录法探索性地比较了译者在传统译后编辑和交互式译后编辑（interactive post-editing，简称ITP）中的认知负荷，研究显示，译者在交互式译后编辑中的注视次数明显多于传统译后编辑；此外，交互式译后编辑所需的时间和键盘输入次数也多于传统译后编辑，这几项数据结果显然不符合交互式译后编辑能够提高翻译效率并降低认知负荷的预设。以上研究在机器翻译能否减轻认知负荷这一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样本的数量和被试背景对研究具有潜在影响。以Alves et al.（2016）的研究为例，在样本容量较小的情况下，被试的翻译经验特别是操作机器翻译软件的经验对实验结果可能有直接影响，交互式译后编辑中的认知负荷较多或许是源于被试与交互系统的磨合度欠佳，而非交互式译后编辑操作系统本身的劣势。这凸显了翻译实证研究中的一些客观限制：一般来说，翻译研究对被试的筛选门槛较高，在机器翻译领域的认知研究中，被试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翻译技能，亦需熟悉翻译技术辅助工具，因此可供选择的被试样本基数十分有限。在这种前提下，被试自身的无关变量可能会给数据结果带来较大影响。
总体来说，目前全自动化的机器翻译仍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因此译后编辑所需的认知负荷将成为评定机器翻译的主要指标（Krings 1994/2001）。眼动追踪技术可以从认知层面衡量译后编辑过程中的认知投入，为机器翻译质量提供反馈，亦是佐证或质疑机器翻译效率的可行工具。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结合模式的认知努力和认知负荷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论证机器翻译能否减轻认知负荷，而是以认知负荷和认知努力为指标评测翻译技术。另外，研究也需要建立起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质量之间的关联。
Jakobsen（2014）指出，目前正在研发的翻译支持应用程序系统包含关于源语文本的知识，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关于当前源语文本中已翻译部分的知识，关于目标语言可能结构的知识以及关于新出现句子的可能接续序列的知识。除了试图比（译者）用户更快地猜测和产出文本之外，系统将不断地研究并记住（译者）用户的偏好，并通过自我调整以支持特定译者的需求和偏好。正在开展的欧盟CASMACAT计划试图建立新一代的翻译工作平台，以提升翻译行业的生产效率、质量和工作体验。这个翻译工作平台会将系统的开发与基于击键记录和眼动跟踪的实际翻译行为认知研究成果相结合，这意味着系统在供译者使用的同时会对译者进行研究。对用户行为数据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界面的使用方式，确定译者的类型和风格以及建立翻译过程的认知模型。所有这些都将在最终的工作平台解决方案中实施，以适应特定译者的需求和喜好。该项目主要研究译后编辑，以及来自与用户交互的机器翻译操作系统的建议译文。也就是说，翻译人员的任何输入都会立即为系统生成一套建议，系统则会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建议，包括如何继续或完成一个句子的局部预测。在用户方面，这种交互的实现不仅可以在传统的键盘输入中进行调节，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例如通过电子笔或投射到屏幕上的特定单词的注视信息。一个协调性的补充计划SEECAT5则通过语音识别系统处理不同语言的口语输入以进行实验。人机交互的交互性和多模态性正在成为重要的翻译研究课题。这显示了翻译研究内部主要分支之间新的迭代循环：翻译研究从描述性的、以技术为导向的译者认知过程及其（微观）行为的研究中获得真知灼见，用于新的应用程序的开发；而新应用程序不仅能为用户（译者）提供支持和各种建议，还会研究用户对系统的使用，从而启发新的建模和新的翻译理论，形成一个迭代的循环过程。
目前，翻译过程越来越多地涉及不同的人员和手段，工作链条越来越长，网络越来越大，过程也越来越复杂。一个服务订单的完成涉及至少三个地点。服务订单首先在第一个地点启动，在第二个地点进行明确定义和分配，然后在第三个地点经以下步骤完成：利用技术工具分析、计算和预翻译；预先选定翻译人员，进行合同谈判和协商；大项目被拆分成子项目；重新组合、布置、编辑、检查和验证。这种工作方式和流程上的变化，迫使我们必须改变对“译者”的个人主义观念：一个翻译项目可以是整个团队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翻译项目经理、翻译记忆库、自由译者、光纤网络和调度室。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翻译项目管理者作为复杂网络主要部分的调度者和协调者在组织和完成工作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需认识到社会认知和社会技术的联系和融合已经兴起，在此背景下，需加强集体、网络分布式问题解决的观念，从而使高度交织的社会认知网络动态显现出来。在上述混合基础设施的基础上，翻译规范是“多个调解者参与的集体建构”（Buzelin 2005：199，参考Bourdieu 2001：93和Latour 2005）。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也必须采用更广阔的视角，只有将其置于翻译文化的演变中，才能获得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Risku & Windhager（2013：39-42）介绍了一项“外部认知和计算机辅助合作工作系统”（CSCW）的案例研究，旨在观察和理解合作与技术在翻译机构项目管理者认知活动中的作用。该研究展现出翻译项目向技术化发展的趋势：人类认知和翻译记忆系统的综合能够减轻认知负荷，支持和催化信息和翻译技术，认知翻译过程和符号产品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翻译项目中所使用的项目管理和翻译支持系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技术网络，技术和网络已成为一个翻译项目集体的“标配”（Latour 2005）：翻译不再是一个非组织性的、非网络的或非集体性的活动，而翻译支持系统的崩溃将是项目总经理最糟糕的噩梦。
Risku & Windhager（2013）指出，我们可以将处于核心地位的翻译行为的符号产品加入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简写为ANT）中；不断变化的信息通信网络和技术推动翻译的社会认知交互模式6持续发展。情境涉身认知、行动者网络和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中的概念工具在两个方面相互对应：（1）强调社会嵌入性；（2）认识到符号产品和技术是文化和认知的关键要素。基于对以往案例研究的回顾性分析，Risku & Windhager强调，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重要优势在于，它描述了社会技术配备的能力，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一能力的理解。行动理论允许我们描述人类活动的工具介导方面，并将分析的范围从个人和系统／文本扩展到社会和物质世界中的主体。社会技术联系的不可或缺性以及网络的动态性也是未来翻译认知过程实证研究将面临的挑战，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尤其需要得到解决。
Risku & Windhager（2013：43-44）指出，情境内嵌网络中的角色、地位、依存关系和翻译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它们并不完全决定译者的行为，但充分理解这种网络动态的能力已经成为翻译专业知识的一部分。我们尤其需要通过更多实证研究来了解翻译文化的动态。情境认知理论、行动者网络和行动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新见解，从而完善已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