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1 客观主义认知观与翻译过程模式的构建
第一代认知科学（或者非涉身的认知科学）是适合英美形式主义哲学的范式（Lakoff & Johnson 1999）。其核心理论是客观主义的认知表征观、“核心程序”观和模块论。
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经典认知理论认为，“表征”是某种类型的虚拟“物体”，它们由大脑中实施的一套程序机制或规则操作。这种表征主义观假定，思维涉及被称作思想、概念和表征等的内部思维实体，这些实体与一些独立于思维的物体、人、事件和事态存在意向性关系。
“核心程序”观旨在解释、模仿并在技术上再现人类大脑的工作机制，是一种纯功能主义认知观，其哲学基础是五十年代末希拉利·普特南提出的“功能主义”3的哲学假设（参见Putnam 1960，1975）。
普特南假设心智活动的操作可以用无意义的形式符号进行演算，因而可以充分地模式化。感官刺激不会也不能表征远身的（distal）知识。远身知识不能通过感官学习，是专用的天赋程序编制的。当然，不排除这种感官刺激也可能在知识中起到重要作用；远身属性的信息从近身刺激推导出来，但近身刺激需经过一步步的编码才能提取，提取的信息必须经过明确的形式编码，从而使得计算过程能够识别和操作。在认知分析的层次，表征采取符号结构的形式，计算采取符号结构的句法演算形式（syntactic manipulation of symbols，简称S/S模式），即核心程序。大脑只是一种实施演算程序的硬件，其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程序本身。
这是一个不建立在任何证据基础上的先验哲学立场，存在于当时很多学科的范式中。Bogdan（2010）指出，目前“核心程序”观维系了认知科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关系，并使其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跨学科合作。理性主义的“核心程序”观为认知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凝聚力量。“核心程序”观认为：思想和其他认知结构是形式化或数理化的符号表征，可以用S/S模式加以解释，而大脑只是这种符号结构和它们的句法演算的实施者，是一个计算机；认知的本质在于所执行的功能而不在于执行功能的硬件（因此我们将这一立场称作纯功能主义），与硬件的性质不相关，但可由执行大脑相同认知功能的计算机证实。按照这个观点，心智并非来自大脑，也不受大脑的影响，而是我们的大脑碰巧能实施的非具身的抽象。这些观点当然都不是实证的结果，而是来自哲学假设（Lakoff & Johnson 1999）。
在第一代认知科学经典的客观主义认知观下，认知常指概念结构或命题结构，以及对它们进行的规则运算。概念必须是直义的、命题性的，推理要用形式逻辑来描绘。概念和概念推理必须和心理意象区别开来，是非涉身的，具有非隐喻性，且必须独立于感知动觉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如果语言要适用符号演算范式，它也必须是字面的，并且独立于意象和感知动觉系统。语言形式模式的编制成为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共享的工具。
除“核心程序”观外，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另一个标志性特征是模块论。第一代认知科学将心智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模块构成的系统（Fodor 1983），认为认知模块建构在完全独立、系统特有的原则基础上，比如，语言能力是一个特殊的天赋的认知模块（Chomsky 1986）。由不同模块构成的心智系统是这样运作的：机体具有的感知器官执行转换器的功能，将边缘感觉信息转换为符号，传导到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对这些符号连同已储存的数据结构中的符号一起进行运算，形成计划或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将符号传给输出转换器，并控制效应器产生某种动作或其他对身体或环境具有影响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心智的输入–输出运作，以及发生不同问题或故障时心智的不同表现来推知大脑工作的程序。
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表征主义观、模块论、核心程序观以及由此产生的以符号演算为基础的信息加工理论成为很多翻译过程模式建构的隐喻和灵感源泉。
Weaver（1955）认为，翻译可以被看作密码编制问题。他提出“用中文写的书只是一本用英文写成的书编制的“中国代码”（1955：22），语言和翻译是可以通过噪声信道模式建模的计算问题，这一观念为翻译研究中的大量模式的形成开辟了可能性道路。
20世纪50年代对翻译过程建模的尝试采用了直接的、逐字翻译的对等模式，但很快就发现这种模式无法生成可接受的目标语句，而机器翻译系统在翻译过程的表征和操作方面更具有层次性。自然语言的语法形式化方案——核心程序观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如Chomsky 1965），因为将一个句子分解成小单元和抽象表征会使它更接近于可能的语际表征，这将有助于目标语言句子的生成。在翻译研究中，人工翻译的早期模式同样是分层的。Nida（1964：68）认为，最科学和最有效的翻译方式是：（1）将源语文本简化为结构最简单、语义最为明显的核（kernel）；（2）在简单的结构层次上将源语言的意义从源语言转化为接收者语言；（3）生成接收者语言中语义和文体对等的表达。类似的分层翻译模式是“释意理论”（theory of sense）（Seleskovitch 1975），它假设先将输入的表达进行非言语化（deverbalization）处理，然后将分解的意义进行转换，再生成目标语言表达（转引自Carl & Schäeffer 2017）。
上述模式本质上是分层的（stratificational），即认为源语言材料的完整处理（解码）先于目标语表征（编码）的激活，并且意味着它们涉及非语言的、普遍的、抽象的表征（转引自Carl & Schäeffer 2017）。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翻译研究和计算语言学中制定的多种翻译模式共享语言分层思想、源语和目标语文本顺序处理思想以及中介表征观，这是客观主义表征观和模块论的实例体现。此阶段的计算语言学领域的核心观念是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RBMT）系统。该系统假设“翻译是语言表征之间执行的运作，试图通过对来源语言材料和目标材料之间表征关系加工的形式化和自动化来实现翻译”（Way et al. 1997：324）。RBMT系统通常具有几层界面结构。在基于转换的RBMT中，中介表征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保持完全的分离，并且在一定的表征层次上具有转换链接。
图3.2 Vauquois翻译三角模式（Vauquois 1968）
Vauquois三角模式（见图3.2）、Nida的“内核句”模式和Seleskovich的完全的非言语化，都概念化了一种与语言无关的语际表征，这种对所有语言来说具有共性的表征是翻译中语言分析的目标。这种模式的实施极具雄心。然而，对于无限制的文本和一般的语际交流来说，这个项目从未完全实现过。尽管几个MT项目，例如EUROTRA（Maegaard 1995）或UNL（Uchida & Zhu 2001）在开始时曾尝试寻找与SL和TL表征最大程度上分离的层次或表征，但目前还没有基于与语言无关的语际表征的通用的MT系统的运作（转引自Carl & Schäeffer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