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对翻译共性认知过程的再认识
翻译共性是语料库翻译学的核心课题，主要探究翻译文本与目标语原创文本的差异。目前已经提出的几个翻译共性特征包括简化（simplification）、泛化（generalization）、范化（normalization）等（Baker 1993）。
Halverson（2003）提出的引力假说旨在对翻译文本中经常观察到的泛化、简化和类符／形符比降低等现象提供一种认知解释。她将认知语法（Langacker 1987）和de Groot（1992）提出的双语表征的分布特征模型融合到引力假说中，试图在心理语言学框架下进行翻译共性研究。
分布特征模型认为，两种语言的词汇意义有不同的重叠程度，可能完全重叠、几乎完全重叠或是几乎没有重叠（de Groot 1992）。Halverson认为，在两种语言中意义高度重叠的词项更容易翻译，并且比意义没有重叠或很少重叠的词项（正如Tirkkonen-Condit 2002所描述的独特项目）固化程度更高、认知上更显著。Langacker（1987）提出的认知语法认为，语法和词汇均是由语义单位和语音单位构成的复杂范畴。这些复杂的范畴以网络的形式组织起来，也将与词汇或语法项目相关的各种感知资源联系起来。经过反复的使用，网络连接一方面日益固化，形成原型，另一方面相关范畴之间的关系转变成范畴级阶中的上位结构，即所谓的图式。Halverson（2003：209）据此解释说，可以用整合网络来描绘语义结构。这些网络是复合、动态的，可以通过某一符号单位（语音–语义的双极结构）通达；其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感知经验、言外“现实世界”知识和元语言信息。网络还具有整体和／或局部重心或突显特征，即原型和高阶图式，这些多样化的原型和高阶图式具有语言效应。语言结构和单位的范畴化存在着突显度的级阶结构，具有中心–边缘的不对称性。
在翻译任务中，语义网络是由源语文本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激活的。所激活的网络中也包括目标语词汇和语法结构的节点，高度突显的结构将发挥引力作用，导致特定的目标语词汇和语法结构过度表达，这些词汇和语法结构所对应的是图式网络中那些显著的节点和构型（Halverson 2003：218）。Halverson（2003）认为，像简化、泛化、范化、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净化（sanitization）以及目标语特征的过度使用（exaggeration of target language features）这样的翻译共性的型式或过程都源自语义信息认知组织的不对称性。而这种显著的认知不对称性的缺失则会形成一种目标语文本的反面效应，构成翻译共性的反面例证，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网络都具有充分的非对称性，有些也可能缺乏与源语项目相关的清晰的、认知上突显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在翻译中会表现出更为多样的变化，与具有清晰的、认知上突显的和高度固化的结构的情况有所不同。
Halverson（2013）认为，规约性合语法化（tendency toward conventional grammaticality）与范化和标准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在范畴原型的牵引效应下产生的。简化在理论上是一个更加精练的概念，也得到了更多的实证支持。它与上述三种共性候选项的区别在于：前三种通常（当然不总是）以句法关系来定义，而简化是以语义关系来定义的。在Langacker认知语法的框架下，词法和句法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它们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如Blum-Kulka（Blum-Kulka & Levenston 1983）、Levenston、Laviosa考察的词汇简化和Vanderauwera考察的句法简化都是由相同的认知原则作用产生的。也就是说，范畴和语义网络中存在的认知不对称性——原型–扩展、中心–边缘、高层图式–低层例示、高突显度–低突显度，导致了一部分单位会发生重力作用一般的核心牵引作用。这种牵引作用在翻译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两点：原语和目标语的突显结构在翻译文本中被过度呈现；被固化的“翻译对应”（两种语言结构的连通或重合程度）将产生牵引力，导致“直接默认翻译”和固化结构的过度呈现。
Halverson（2003：221）认为，各种各样的翻译共性“指称本质上相同的东西，反映范畴原型所发挥的引力作用”。她对儿童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研究发现支持了引力假说，并假设这种认知结构“起源于人类认知的基本特征、他们的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Halverson 2003：229）。有关译成语言和非译成语言之间差异的语料库研究成果（例如Laviosa 1998）证明了引力假说所预测的效应。Halverson（2003：232）指出，可以用X⇒Y的（概率）推论形式表述该假说蕴含的因果关系：观察到的行为（Y）是简化、泛化、常规化等，而条件因素（X）是特定显著结构的存在／不存在。
Halverson预计，对引力假说的评估可能只能在案例研究中进行。这是由网络的映射和分析的复杂性所决定的，网络分布将“决定引力的相对中心所在，或是否存在引力中心，从而对翻译上的效应进行预测”（Halverson 2003：234）。
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Halverson以英语高频多义动词get及其在挪威语中的两个相关动词få（get）和bli（become）为例进行了实验研究，其结果部分支持了引力假说。但该研究只考虑某单词的义项，实验规模小，且未考虑真实的翻译语境，可能存在偶发性因素的影响。该研究将语料库和心理学实验方法结合在一起，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范例。
口译者普遍采用的缩减策略也可以通过原型效应和引力假说来解释——在有限的时间内选择出核心的、凸显的意义进行处理，忽视边缘意义（参见卢信朝 2016），也就是说，概念网络的高层图式凸显效应会产生一种认知引力（gravitational pull）（Halverson 2013：49-51）。
除了引力假说外，关于翻译共性的假说还有明晰化和互促假说。明晰化假说（Englund-Dimitrova 2005）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目标语文本中往往会明确地陈述源语文本中隐含的意义。互促假说（EnglundDimitrova 2005）指的是译者在处理篇幅较长的文本时，翻译会逐渐变得容易；这一现象部分是由于译者在特定领域知识的积累，部分是由于一些表达的重复出现。
Jakobsen（2014：81）指出，我们可以从新的经验实证角度以及基于来自翻译或译后编辑环境的过程数据对三个假设进行检验，例如借助文本生产速度和切分长度的数据加以分析和测试。如果这些确实是翻译共性，我们就可以期望在翻译／译后编辑的活动以及最终结果中看到三种假设的表现形式。
目前学界有关翻译共性的研究存在着争议，其中一个质疑是：这些共性是翻译独有的，还是一般认知过程的体现。Szymor（2018）指出，有些特征看似是翻译过程的独特行为表现，其实可以归因于一般认知过程。她以作为译成语言文本和非译成语言文本的波兰语法律语篇语料为基础，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了完成体和非完成体在情态语境下的使用差别。语料库分析显示，在可类比的译成语篇和非译成语篇中，两种波兰语动词形式（非完成体和完成体）在情态语境中的使用存在显著的分布差异。这种分布差异可能会被解释为支持翻译共性假设——即明晰化和范化两个共性特征——的依据。然而，从认知语言学基于用法的语言模式观出发，我们可以通过精细分析语言生产的基本机制，作出不同的解释。Szymor认为，译成和非译成文本中这种偏好性用法差异的底层机制可能是一般性的认知过程，在这里即为“组块”（chunking）（Bybee 2006；Langacker 1988）和“固化”（Bybee 2010）的认知机制。这可能意味着译者会更经常地选择完成体形式，因为他们翻译的动词在情态组块中的完成体用法更加固化；另一方面，原创语篇的作者选择了非完成体的形式，是因为他们使用的动词在情态组块中的非完成体用法更加固化。该研究支持Halverson（2013）和House（2008）的主张，即那些被认为是翻译共性的特征是（双语）语言生产的典型过程引发的结果，这意味着并不存在翻译特有的共性。因此在将有关特征归因于翻译共性之前，应该进行彻底的语料库分析，并且考虑其他认知上合理的、现实的解释。
另一个争议与研究方法有关。从认知翻译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将上述译成语言的共性特征与实际的翻译认知过程联系起来。但翻译共性是在最终翻译产品的基础上描述的，翻译产品是译者行为的结果，只能算是翻译过程（最终）的快照。Mauranen & Kujamäki（2004：2）承认，大多数关于翻译共性的研究集中在翻译的语言特征（即产品）上。然而不同的意见是，“对翻译［过程］的理解不能仅从最终产品的分析中推导出来”（Bernardini 2001：241），而且至今我们尚不清楚是否存在以及怎样才能找到与简化、泛化、常规化等有关的行为模式。虽然可以通过研究翻译产品的变化来推断认知结构的约束作用，但是对于翻译过程数据（即翻译生产期间的连续快照）的评估可能更具有洞察力。翻译过程数据对文本感知和生产模式进行即时编码，这些模式更直接地与底层的认知过程相关联，因此有可能为译者大脑中隐藏机制的拓扑结构和相互作用提供更多的见解和限定。然而，由于实验范式的个体差异等局限性，我们能否通过其他的间接研究手段和方法来探讨共性的认知过程？如上所述，翻译中的多样化识解过程源自人的一般涉身认知能力（参照谭业升 2012a，2016；也可参见本书第三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它们是具有共性的翻译认知过程，这也可看作是对翻译共性的另外一种理解。但是，这种推论很可能价值不大。认知翻译学只有通过发现系统性的新知才能显示其优势和独特之处。在利用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等方法揭示翻译中多样化的创造性识解过程之后，如何通过实证方法发现和验证系统性的、中间层（intermediate level）的认知共性和差异，包括不同的语言文化对它们之间的转换的认知共性和差异、专家译者和学生译者操作的认知共性和差异等，也许更有研究价值。至于翻译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