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与展望
本书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方法、核心模式、实证研究构念、认知维度以及可能拓展的领域进行了探讨。基于认知翻译学的学科基础框架，我们尝试将沿袭心理学实验范式（含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文化心理学等）的翻译过程研究和依托认知语言学范式的翻译过程理论研究与概念研究相融合。基于认知翻译学的概括承诺和认知承诺，我们对两种认知学科范式下的翻译过程研究成果进行了评判。作为本书的主体内容，这种融合中的互补和碰撞为我们揭示了新的问题，提供了启迪和获取新知的新思路，也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20世纪30年代初，Ingarden（1931：255-265）就指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地观察一个实体，而只能观察它的“侧面”。我们试图打开“黑箱”、直接观察或至少窥视译者心理活动的愿景，似乎正在渐行渐远。正如Jakobsen（2014）所说，在我们讲述大脑中的想法时，例如在有声思维翻译活动中，我们只是在报告我们所记忆的脑海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意识到大脑中进行的过程，但尚不清楚这种意识内容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从外部甚至大脑内看到和测量的东西仍然没有很好地与我们大脑中进行的过程联系起来。即便借助神经科学方法得到执行某些任务时大脑活动区域的事件相关电位和fMRI图片，也仍然是从外部的视角观察“黑箱”，从外部观察Holmes（1988：172）所说的“翻译行为本身”。我们可以继续对翻译行为提出猜想和理论，但是我们距离理解“翻译行为本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拙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Tan 2009）中，本人曾提出，认知翻译学应在认知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根据本书各章节的评述，从目前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成果看，认知翻译学与核心认知科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之间的关系仍须进一步澄清，目前我们仍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认知翻译学如果要立足于认知科学的大家庭，就应当坚持一个认知科学的研究框架，即坚持认知承诺，将翻译视为人类思维的产物和过程，与其他认知过程——如感知、学习、记忆等——相互作用；需在两代认知科学的视野下，明确认知翻译过程研究预设的认知观和认知理论框架。正如Muñoz Martin（2017）指出的，需要澄清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采用与所选认知理论框架相一致的结构和模型。我们需要在认知翻译学和认知科学其他学科分支，尤其是核心认知科学之间展开良好的双向互动：既要“引进”核心认知科学的模型、理论和概念，也要“输出／整合”认知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参考Stefanowitsch 2011）。具体说来，认知翻译学可以选择性地从核心认知科学中导入模型和方法作为其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基础，也可以将自己的模型导出到这些学科中进行实证检验和整合，或者将翻译学本身的成果转化为核心认知科学的研究课题，争取对此领域以外的学术研究产生更直接的影响。要做到输出和整合，就需要对翻译认知过程的模式和研究实践作一些改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翻译认知过程构成模式（或许只是部分模式）和可以证伪的假设。
2）在（心智、语言和科学）哲学与翻译认知研究之间的界面上需要简化和明确术语的使用。Muñoz Martin（2017）指出，术语的清晰度通常反映了概念的清晰度，所以我们需要就基本术语的使用达成一致，包括该领域的名称和竞争范式。名称并不是中立的，因为它们本身即暗含某些观点或规定了这一领域的界限。例如，翻译过程研究的名称并没有明确表示它指的是翻译的认知研究，也未明确是否包括口译——笔者认为应该包括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再比如当下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核心构念，如认知负荷与认知努力，以及直译、默认、自动化、固化和无意识等相互纠缠的概念，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澄清，并使这种区分具有可测量性和可操作性。认知语言学所提供的语言认识对于简化和明确术语的使用将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直译／默认的概念与认知语言学中的语块（chunk/formula）概念，自动化／固化与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式允准（schema sanction）概念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Muñoz Martin（2017）认为，翻译心理学为心理学开拓了新的领域，但不会引入精神分析的方法。他也认为，翻译过程研究肯定排除了接受研究。但也有学者（如Risku & Windhager 2013等）持不同意见，主张将译文的修改和接受等阶段纳入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亦见第三章3.1节、第五章5.4节）。此外，我们在第三章3.7.2节图3.6中可以看到接受预期在译者合成概念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译者在合成概念化过程中身兼原文读者和译文作者两个角色，并与译文读者互动。
3）认知翻译学必须重新关注翻译研究领域已有的成果，注重详细的翻译分析，关注更核心的翻译认知过程。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如创造性、转换、文化认知等也需要我们重新分析和认识。未来对翻译过程模式的建构和探讨不能偏离关于翻译“文本过程性”的已有共识，并且要充分考虑翻译过程的复杂性。目前翻译过程研究关注的认知维度主要集中在感知、命题表征、工作记忆、长时记忆、注意力分配、认知负荷、认知努力等，未来还需要关注复杂创造性认知（含意象组合、隐喻、转喻思维等）、情感认知和社会文化认知等几个方面来实现拓展。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翻译过程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找出翻译过程的共性，尤其是专家译者共同的翻译策略和过程。Muñoz Martin（2017）指出，随着该领域日渐成熟，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研究队伍稳步壮大，我们应将研究重点转向数据分析方式，特别是机械化的数据处理，以便收集大量翻译样本，从中得出一些可以推广到类似案例的见解或认识，即关注更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翻译认知过程。
4）如第二章所述，认知翻译学必须采用更科学的观念，在方法论上进行革新和融合；需明确探讨译者行为表现和实验方法能否反映译者的认知加工过程，探讨语料库方法、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如何与实验方法相结合。有效综合基于过程的方法和基于产品的方法，既要采用严格的观测和实验方法，也要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先进的统计方法和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方法，不能忽视多样化补充方法的积极作用。Muñoz Martin（2017）指出，原则上没有理由将某一认知承诺作为某种研究方法的限定。比如，笔译和口译任务的差异和失误可能被解释为（演算推理）系统问题（客观主义认知观）或源自大脑–身体–环境的相互作用（涉身认知观），但是以上两种认知观都认为时间是一个可操作的量化参数，也都认为认知负荷（和／或认知努力）是一个用以研究这些问题的可接受的构念。
5）我们在借助各类先进的认知研究技术和方法加强实验研究的同时，不能忽视概念研究以及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应把握两个要点：（1）在认知研究中有一个科学的综合意识理论，既能有效区分无意识和有意识加工、自动化和可控加工，也注意两者在一个完整翻译过程中的综合，注意两者的联系；（2）不要忽视翻译认知加工作为言语认知加工这个基本点。核心的翻译认知研究应该考虑言语认知加工的更多方面和层次，尤其是高层次和综合性的言语认知加工以及元认知加工。在设计实验之前，需要基于理论研究对语言现象和翻译能力的构成作出更加全面生态的描述，提出具有明确的理论旨归且真正符合译者心理现实性的问题。将心理学实验范式和秉持4EA认知观的认知语言学范式更进一步深层融合，应是一种必然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提出更有价值、更能反映翻译过程生态现实的问题，从而产出系统性的新知，避免在翻译过程研究上陷入“精致的平庸主义”。
Jakobsen（2019）在第六届翻译认知国际研讨会上以“Conceptualizing Translation through metaphors of mind and brain”（《利用大脑和心智的隐喻来概念化翻译》）为题的发言中明确提到，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的区别在于，译者并不是从预制列表中作出选择，而是以一种动态共生的模式依次提出建议方案，对意义表征进行链式评估。这种将翻译看作复杂生态系统的观念或理论模式或将给未来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6）需探讨口笔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现实影响或应用。
翻译过程研究的理论预设或假设通常在课堂上付诸实践，而教学中形成的假设则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反馈。大多数来自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结果对于翻译培训具有某种应用价值，至少具有教学启示意义。当然，我们重视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应用并不是主张认知翻译学应以直接的功用——包括实践功用、社会功用和文化功用——为旨归，而是主张以系统性的新知为核心旨归，主张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良性互促。基于此，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在现实影响或应用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Muñoz Martin（2017）指出，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我们已经设法产生了一些用于进一步研究的基本工具和原则，以改善译员，特别是会议口译员的培训。但一些基本的应用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大多数研究项目都将时间作为基本参数，并研究借助键盘的翻译，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一般情况下或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什么样的翻译速率，比如每小时和／或每天可能完成的单词量或键盘输入量，可以被视为正常速率。当然，笔者认为，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包含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机器翻译的新型翻译工作网络中，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除了译员素质这一关键因素外，还涉及翻译记忆匹配率、重复率、原文难易程度和目标质量要求等多种因素。
在讨论口笔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现实影响或应用时，需要充分重视翻译技术在口笔译过程中的融入和影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翻译（包括机器口译）成为全球语言服务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模式成为翻译服务业普遍采用的工作流程的当下，我们亟须对以下问题给出全面系统的描述与解答：译者或译后编辑将会面对机器翻译的哪些种类的问题？人机之间以何种方式互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译者或译后编辑的认知负荷，同时提升翻译质量？在人机互动工作模式下，口译机提供怎样的输出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口译者的认知负荷，并有助于口译质量的提升？这是科大讯飞与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合作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比和评测不同机器翻译系统并将它们和人工翻译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得到有关机器翻译缺陷的系统性、规律性认识。这一认识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译后编辑的针对性，也可以推动研发更有信度和效度的评测系统——目前通用的机器翻译评测系统BLEU（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主要评测句子层面的特征，还无法评测语篇特质，体现“文本过程性”。同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有针对性地改善机器翻译系统的相关配置，优化系统的运作，进一步提升机器翻译的质量。
PACTE研究小组特别重视翻译能力研究，重视其翻译认知研究成果对于翻译人才培养的应用价值，目前正致力于创建用于译员培训和职业翻译的欧洲共同参考框架。就翻译人才培养来说，目前所产生的一些理论认识，比如本书第四章所论及的专家译者创造性翻译能力的域依赖或框架依赖性，需要我们通过有效的教学实验加以验证，也需要教学实践者提出有效的实施办法，比如通过有效组织教学材料体现认知域或框架的连续性等（参见谭业升2012c，2019）。基于新的理论认识的不断尝试，有可能为我们提升翻译教学与翻译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新的可能路径。在机器翻译的影响下，翻译职业的重新组织和定位更侧重于跨文化干扰等因素形成的人类翻译的附加值（参见Massey 2019）。思考现实应用的问题或许会推动认知翻译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转向。
认知翻译学无法研究翻译的所有认知问题，这是任何理论、方法或手段都无法做到的。但可以相信的是，在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下，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必将会有令人激动的更大发展，其相关研究成果也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