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 认知负荷／认知努力构念下的译者实时认知加工研究
4.2.1.1 认知负荷／认知努力构念的理论背景和相关因素
Miller（1956：81）指出，工作记忆的容量是有限的，人脑可以处理的信息量（信号）也是有限的，一次只能存储七条基本信息或信息块。认知活动均需消耗认知资源，若认知活动所需的资源总量小于个体拥有的资源总量，则认知活动顺利进行；倘若认知活动所需的资源总量超过个体拥有的资源总量，即超过认知负荷时，就会引起认知资源的分配不足，从而影响认知活动的进展。翻译过程研究预设大脑从事翻译活动时会受到短时记忆、长时记忆和认知资源的限制。Muñoz Martin（2012：170）指出：“认知负荷理论在翻译过程研究文献中应用非常普遍，因此在许多翻译过程研究项目中根深蒂固，相当于一种隐含的局部翻译理论”。认知负荷理论的基本观念是：认知涉及的“心理或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一旦任务需求超过给定的可用资源阈值，行为表现就可能会受到影响”（Muñoz Martin 2012：171）。Muñoz Martin（2012）详细讨论了在翻译过程研究和其他相关领域中使用认知负荷构念的研究，并指出，这一构念已成为连接认知心理研究的几个领域的枢纽，包括可控／无标记加工、问题解决和自动化等。
基于经验数据对认知努力2的概念进行处理和形式化时，不同研究问题领域，如学生翻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如Lacruz & Shreve 2014；O'Brien 2006b）、交互式机器翻译和人机交互翻译等，在翻译模式和理论上重新趋于一致：目前的模型在描绘翻译的特点时，一般不会考虑源语言／文化、目标语言／文化、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个体译者，他／她的工作条件以及译文产生的时间点等（Halverson 2003：230）。作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一个核心话题，认知负荷和认知努力的研究目标和相关论题包括：哪些因素会增加认知负荷；哪些是不需要认知努力的自动化的认知过程；哪些是有意识的可控加工过程。
认知负荷／认知努力的实证研究与关于过程本身性质的假设（例如平行与线性加工，参见Balling et al. 2014；Schäeffer & Carl 2013）有关，也与研究对象（例如经验水平）、任务的变化（如翻译与后期编辑、翻译阅读，参见Carl et al. 2015；Culo et al. 2014；Schäeffer et al. 2016）或任务设置的条件（例如时间压力，参见Jensen 2000；人体工程学特征，参见Teixeira 2014）等相关，有时也与产品结果有关（例如翻译质量或所选翻译策略的类型，参见Kruger 2013；Sjørup 2013），当然也与翻译选择中的不确定性有关。Carl, Bangalore & Schäeffer （2016）通过引入信息论中的熵概念，如词汇翻译熵HTra（word translation entropy），来量化目标语文本的变异度，并认为目标语文本变异度直接反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不确定性，因此熵可以作为测量认知努力的指标。这类研究会不断地引入新的语言刺激形式（比如隐喻和非隐喻的语言表达）和工作方式（比如人机互动和机器翻译），探讨它们会增加还是减轻认知负荷（转引自Halverson 2017）。
实际上，认知负荷也与源文本／语言和目标文本／语言的特征或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征相关。在Balling et al.（2014）的研究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的词序模式的（非）一致性与认知负荷的假设相关联。在Alves，Pagano et al. （2010）的研究中，翻译过程中相同语义内容的语法隐喻实现或其他选择性实现反映了认知负荷的差异。这些研究往往基于对跨语言相似或差异的描述提出关于认知需求的假设，即有关（心理）语言材料引发的认知负荷／认知努力模式的假设；而翻译过程研究数据提供认知负荷的证据，用于检验假设。
在上述类型的研究中，解释工作是由（心理）语言理论而不是认知负荷构念本身来承担的。这在涵盖认知和语言理论领域的多方法研究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对比）语言学分析有时用来产生关于翻译过程的假设，而认知负荷／认知努力往往作为被测试的因变量。正因如此，Halverson（2017）指出，认知负荷的理论构念在多方法研究的基础上扮演着两个关键角色，或至少是其中之一：（1）它促进了经验数据的整合（如具体的眼动注视模式和键盘记录的暂停都是认知努力的伴随证据）；（2）它可以链接（心理）语言学理论。
认知负荷／认知努力在实时翻译过程中的其他相关因素包括内部／外部支持、认知切分型式／翻译单位（微观与宏观单位）的区分以及概念和程序编码的区分等。曾经有研究考察了内部／外部支持对翻译加工的影响（参见PACTE Group 2008）。认知切分的翻译单元和模式也被证明与认知努力程度相关（参见Dragsted 2005；Jakobsen 2005）。最近，Alves & Vale（2009，2011）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发现，认知努力可能与翻译过程中的微观／宏观单位相关联。Alves & Gonçalves（2015）在关联理论框架下探讨了概念编码和程序编码加工与认知努力的关系：他们在实验研究中引入了空间维度指标，考察多次修改的加工过程，并对比多次宏单位加工与初始微单位加工的距离。距离初始微单位越远，加工努力越大。实验研究发现，译者处理程序编码时的认知加工努力要高于处理概念编码时的认知加工努力。在宏单位的加工中，程序编码加工多于概念编码加工。
Alves & Gonçalves（2015）指出，阅读和写作任务使用的策略，例如重读、重新调整、审查和重写等，都会影响任务执行的时间，并在认知努力和为找到解决方案的资源投入程度之间建立相关性。当然，除了时间投入之外，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如何衡量翻译人员产出译文时所需的认知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减轻认知负荷作为翻译工作的唯一标准和目标。新的工作组织方式和翻译技术的引入有可能会增加认知负荷，但会提升翻译的速度和成效，因此需综合考虑认知负荷与翻译成效尤其是质量成效之间的关系。认知负荷是翻译工作质量评估（包括翻译技术评估）的指标之一。
前章提到，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 1995）在推理加工方面假定最大可能认知效应与产生它所需的最小加工努力之间存在最佳认知关联，这一理论为研究认知努力在处理翻译任务时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路。Sperber & Wilson（2002）认为，关联理论理解程序中存在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认知效应被视为信息加工的收益，并成为信息加工的理据。同时，加工信息需要心理努力，即这个过程的成本。推理交际的心智过程遵循以下原则：以避免不必要加工努力的记忆路径进行思维，试图获得认知效应。当已获得的认知效应达到合适的量的时候，这个过程就会停止，头脑会自动假定它已经得到了传递者意图传达的信息（意图解释）。当没有足够的认知效应时，还需要付出进一步的信息加工努力，例如提出问题、请求澄清等。大量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都依赖认知努力和语境效应的框架。这类实证研究强调交际的“成本”方面，这一理论早期被称作MiniMax理论，也被称为“最小努力原则”（参见Krings 1986a；Lörscher 1991b；Séguinot 1989）。这一原则假设：人类（在这种情况下是译者）选择的策略，是允许其进行尽可能高层次认知加工的策略，而不是进行更深层次加工的策略；深层次加工将导致更大的认知负荷，因此除非第一水平的加工被证明不成功或不令人满意，否则不会进行深层次加工。
4.2.1.2 口译认知过程中的认知负荷与认知努力
根据Gile（2009：168）关于口译认知努力分配模式的观点，我们可将同声传译描述成连续语音片段的一系列操作过程，包括收听每一个片段并分析，在记忆中存储一小段时间，最终以目标语言重新表达。以此模式为基础，可分析大体上同步的基本努力类型，即分配在收听与分析、产出、短时记忆以及协调加工负荷几个方面上的努力；从而分析手头任务的具体加工能力要求，解释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的复杂操作。该模式涉及两个口译失误触发因素：饱和度和个人能力欠缺。由于任何时候口译员可用的总加工能力都是有限的，与认知负荷增加有关的加工能力短缺可用于解释口译中的错误和遗漏。在同声传译中，需要额外加工量的SL言语问题段的一定距离处尤其可能发生错误或遗漏。同声传译中，不论哪一方面的努力超过负荷，都可据此预测会产生哪一方面的错误，并据此提出应对策略，避免或限制与潜在或发生的问题有关的损失。这对于加强口译员在关键能力领域的训练或微调其语言技能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在翻译过程中利用具有预测作用的提示线索，识别文化话语规约，在译前熟悉话语体裁和文本类型等。
视译认知加工的认知负荷研究目前聚焦于阅读加工。与“常态”阅读相比，视译认知加工需要更多的认知负荷，因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模式。Macizo & Bajo（2006：27）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与自然阅读过程中的语义理解相比，专业译员和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视译过程中的语义理解所耗费的时间更长；因此他们认为视译过程中的语义理解同时伴随着目标语的生成，所需的注意力更多。Lim & Christianson（2013：528）的实验研究也发现，“常态”阅读和视译两种不同的语言加工目的会影响语言的加工过程：与“常态”阅读相比，视译要求二语学习者更注重句法信息。
苏炎奎、李荣宝（2018）基于眼动实验方法，探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视觉词汇语义通达模式在视译和“常态”阅读两种不同情境下的差异。他们认为，视译过程中，源语的理解和目标语的生成是并行加工的，需要调用工作记忆系统才能完成语言加工活动；然而工作记忆系统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用于视觉词汇语义通达的认知资源因此受到限制。基于眼动实验研究，他们发现，在视译的情况下，视觉词汇的语义通达模式表现为形–义直通的单通道通达模式；而在“常态”阅读的情况下，由于不存在语言间的语码转换，用于视觉词汇语义通达的认知资源相对比较丰富，语义通达模式表现为形–义和形–音–义通道并存的双通道通达模式，相对比较丰富。
4.2.1.3 认知努力、翻译单位／片段与停顿分析
翻译过程研究需要描述、划分、测量和预测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努力，且要求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以及基于认知模型产生的假设一致，这也是翻译过程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迄今为止开展的许多翻译过程实证研究都涉及识别翻译中的认知负荷或认知努力的证据。这类研究通常认为，整个文本的翻译是一个（但不是严格的）片段处理行为的线性序列；研究中通常将这些片段作为翻译单位，即一个由阅读活动发起并通过写作活动终止的认知和行为片段。上文曾提到实时翻译过程研究的“问题–加工努力–持续时间”相关性假设，基于此种假设的有关研究中，生产单位之间的停顿被解释为两个加工单位之间文本生产努力的边界指标（参见Dragsted 2010；Schilperoord 1996）。停顿分析首先是在Krings（1986）的有声思维报告研究的背景下提出的，后来出现于击键记录（Dragsted 2005）和眼动研究（Dragsted 2010；参见Kumpulainen 2015的综述）中。基于眼动跟踪和击键记录的翻译和写作研究已经揭示了文本“束状”（bundle-like）加工的经验证据。
在早期的研究中，过程数据中的注视和（按键）停顿模式都被解释为认知负荷的证据。而Dragsted（2010：50）描述了一种新颖的机制——眼键跨度，即某源文本词上的眼睛注视与产生其对等目标文本的第一次击键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据此描绘翻译单位的范围。对键盘输入和注视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规律的调查，即停顿分析是特别重要的：顺畅的键盘输入代表连续的没有问题的翻译生产，而按键活动过程中的停顿标志了翻译问题的出现。文本生产中的停顿反映了认知努力的增加，涉及额外的心理活动，以及“计划和解决问题的各种复杂过程”（Kumpulainen 2015：47）。
Chenoweth & Hayes（2001，2003）指出，写作往往是以句子片段（语法片段）间隔而不是完整句子（Kaufer et al. 1986）间隔来完成的。Chenoweth & Hayes区分了p-间隔（p-bursts）和r-间隔（r-bursts）：p-间隔即文本生产中存在的停顿，r-间隔则是在文本产生之后对已经产生的文本段的修改（Galbraith 2009）。根据Galbraith的说法，Chenoweth & Hayes模式的主要观点是，p-间隔的大小取决于书写者在超过翻译者模块3的认知负荷之前能够产出多少文本。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须做很多实证研究工作，但显然p-间隔、r-间隔和学者们称之为翻译单位的文本片段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关联。它们可能在本质上是相同性质的认知现象，只不过由于各自任务环境的独特约束而有所变化。
然而，House（2015：51）指出，尽管击键记录法可以获取译者的创作行为，但研究者通常无法通过停顿、修正等键盘行为区分译者的认知负荷分配情况，只能作间接推测。Jakobsen（2014）则概括了应用各类方法进行停顿和翻译单位分析的更多问题。我们已知引发新生成翻译文本的切分或单位分割的原理或机制，这在（加速的）Translog重放记录中是直接可见的。那么，其中有多少个体差异？个体间差异是否是打字技能差异的影响结果？个体间差异是否与翻译专业水平相关？分块是否因翻译的方向性而异？分块与译者双语的相对精通程度是否有关？是缘于源语言的阅读和解析能力还是目标语言的写作技巧？两种语言的类型（不）相关性有多大影响？文本类型是否也是个相关参数？文本切分如何与语法单位（如单词、短语和从句）相关联？片段边界是否与源语和／或目标语中的句法边界相一致，还是与建立语义对应的翻译困难相一致？此外，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些间隔中发生了什么？是否花了大量时间监控以前的文本，如果是，那么是全部还是部分，或者有多少努力用于规划新文本？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即时有声思维的潜在反作用性是否会对切分产生影响？一个更加具认知取向的问题是，切分反映的处理单元是否比传统的语法分析所呈现的处理单元层次更深或更原始，并反映出我们的工作记忆一次能够处理多少信息？还是可以把它看作是活动和休息之间交替的基本认知节奏？我们看到的切分单位真的可以理解为从大脑加工输出的所谓翻译单位吗？
Jakobsen（2014）指出，在翻译过程实验研究中，研究人员必须重视数据的“粒度”以及所寻找的数据模式。我们可以认为，记录技术的分辨率（或粒度）为停顿的表现设定了一个下限；但是，至于什么是停顿，除了取决于定义之外，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取决于研究人员进行调查的现象。当我们探索（似乎是）翻译行为产生的节奏时，可能会发现，并且实际上希望发现，非常短或非常长的停顿持续时间在击键数据和注视数据中的分布是不均匀，并倾向于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以阈值为界，形成具有揭示性的结构。
Immonen（2006）报告了一项关于单语文本生产中的停顿时间与语际文本生产（翻译）中的停顿时间的Translog研究结果。她发现了两个有趣的差异：首先，在句子层级和以下，翻译单位间的间隔时间比单语文本的生成时间长，尽管打字输入的语言是相同的；其次，翻译文本生产的时间间隔只能到子句级别，在句子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差异，段落之间的停顿时间短于单语文本生产。在翻译模式下，译者通常能够复制句子结构，也不需要在段落级进行文本计划和内容构建；但显然，翻译工作的这种加工优势并不能补偿其时间上的消耗。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假设：在翻译中键盘输入延迟的发生和持续时间与在块内或块之间的给定位置上花费的加工工作量之间存在基本相关性。但是，还需要更多实验才能确定，停顿分布中如此精美的常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不同的语言对以及不同的转换和打字专业水平。
Shreve & Lacruz（2017）指出，翻译转换背后的认知过程必须通过实验数据（例如反应时、眼动跟踪和击键记录间隔和暂停位置、口头报告等）间接推断出来。一些转换过程与解决问题有关，因此是有意识的，需为之付出努力。还有一些自动的转换过程费力较少，也出现在眼睛注视和文本生产之间的时空间隔中。然而，单纯凭借停顿的时间间隔，无法区分较少费力或不须努力的自动化过程与有意识的、需要更多努力的加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