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　实时翻译过程研究的局限和警示

Carl & Schäeffer（2017：50-70）指出，翻译过程研究旨在阐述与经验行为数据兼容的翻译模式。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获得比有声思维研究更为细致的图景，从而更加详细地模拟翻译过程。击键记录和注视数据的整合给翻译过程研究数据分析提出了新的挑战，以新方法和新的更精炼的概念和模式，解释和预测各种注视和键盘输入模式在不同精细度层次上反映的翻译行为将是翻译过程研究新的目标。目前，翻译过程研究领域只建立了适合于描述和预测“未受干扰的”翻译过程的少量测量指标，并不适合测量更为复杂的认知努力或是监测行为模式。重复的递归、重读、回溯、删除、修订等典型的翻译加工过程都需要更为细化的模式清单。只有当我们设法建立典型的行为模式时，才能更恰当地描述翻译中认知努力的各种微妙变化和变体，也才能够评估近期提出的翻译过程模式中的许多复杂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并评估模式的预测价值。Carl & Schäeffer（2017：66）也指出，翻译过程的预测／因果模式（Chesterman 2010）应该产生可以在翻译（过程）数据中进行计算或经验／定量验证的预测，而目前已有的翻译模式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翻译的认知过程研究，尤其是实验模式下的大量研究的开展也引起了翻译理论家的担忧。Cortese（1999：318-327）指出，认知模式可能会将研究的重点“向下”转移到（或“回到”）词的单位——对于重点关切在文本动态的学者来说，这无疑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挫折。这一警示如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Neubert（1997：20）指出，翻译研究须根植于宏观文本的、语用的视角；如果希望用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解释翻译过程，那么研究方法中必须包含文本加工维度的说明（Neubert 1997：12）。这种对文本维度的关注还伴随着对可能的还原主义认知模式的警示：“劝告研究人员考虑翻译过程的极端复杂性和它必须涉及的复杂精密的创造性过程”（Neubert 1997：20）。

需要强调的是，未来的翻译过程研究不能偏离“文本过程性”，还应充分考虑翻译过程的复杂性。Danks et al.（1997）指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起源于语言学和语用学所带来的“过程性”革命，即将翻译研究从文体学和对比语言学的范畴转移到认知科学的跨学科前沿，用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神经生理学的模式和方法证实对翻译活动的经验观察。这种变化发生在强调文本“过程性”观念的语篇模式理论之后。在这个动态的框架内，意义和连贯性被认为是思维与文本相互作用的相关表现形式，而不是静态的文本属性。翻译活动在文本理解和生产的“接口”上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因为此接口涉及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工作）。译者将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原文中的文本化世界相匹配；他们“建构意义”并“再现意义”——将原文的情景意义重新映射到新文本的语义和语用坐标上。（源语）文本理解，文化／语言调解和（目标）文本产生的子过程不是以线性的方式激活的，而是经过许多次来回往复，并且通过“检查和修改”认知策略来持续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