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 文化的可操作性定义
Simon(1997:464)指出,翻译研究中经常讨论文化,似乎已经预设它的意义是显而易见且被广泛接受的。译者被经常告诫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理解原文的文化,因为文本就内嵌了文化。这种陈述似乎假设了一个统一的文化场域,译者需要做的只是简单定位这个文化场域,然后调查文化领域相应的现实。然而,在社会认知研究中,文化的概念并不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它处于认知人类学、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点。在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文化的可操作性定义是一个不小的挑战(Extremera 2015)。Extremera(2015)认为,以文化维度为基础,一些翻译实证研究案例似乎形成了关于文化的一些假设。
文化是被试刻画(subject profiling)的重要内容。有些研究将文化直接等同于学术训练和文化背景,将其作为被试刻画的一个参数。例如,Harmer(2007)和Jensen(2008)就在几个翻译过程研究实验中将学术训练作为选择被试的标准。但是,正式的学术训练并不能确保被试样本的完全同质性。有的研究将专业教育和经验等同于被试的文化水平;许多其他研究的被试刻画则将如知识、学术训练、专业经验等几种特征的组合当作文化的所指。PACTE研究小组(2003:48)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专门用三项知识子能力突出了文化的重要性,包括:(1)(源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双文化知识;(2)(一般的世界)百科知识;(3)(在特殊领域的)学科知识。Martín de León(2008:8)也将文化三分,分别为个体文化(idioculture)、社会文化(paraculture,一个人群、民族或社团的文化)和集团文化(diaculture,共享职业背景和技术专长等群体的文化)三种类型。
关于文化的上述假设有时会使翻译过程研究在概念机制上缺乏内部的连贯性。实际研究中对文化的描述可能更加模糊,其操作信息更为多样化,从而使得这些参数在描述被试时几乎毫无用处,至少无法用于复制实验或比较来自不同项目的数据。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化的概念,以避免翻译研究内部各种文化研究方法带来的问题。以合理的理论依据清晰地界定文化,明确地应用文化概念也是很有必要的(转引自Extremera 2015)。
在研究文化对心智运作的影响时,可以借助文化心理学中一些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文化心理学家使用一些基本的组织结构获得有关文化认知内容和过程的信息,从而认识文化与社会心理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些结构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变异的维度(Triandis et al. 1990:1006),往往是两个社会跨文化比较的成果。这种比较来自文化的某种具体化——例如,美国人是个人主义者,日本人是集体主义者,这一结论通常来自一些孤立方面的选择性对比。Triandis等认为,不同文化在合作、竞争、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强调程度上是不同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能正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日美商业交流日益增长,合作、竞争、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样的文化参数才引起关注;也就是说,这些文化参数的设定是因一些传统而产生的,因此它们本身就在文化界限之内(转引自Extremera 2015)。
同时,文化心理学家也发展了一些对文化进行可操作化的启动程序(priming procedures),即通过提出一些具有态度指向的对象来评估从记忆中激活的东西。他们借助两种启动技术进行分析,即概念启动(conceptual priming)和思维定式启动(mind-set priming)。概念启动激活特定的心理表征,例如特征、规范或目标,作为后续信息处理的解释性框架。它激活或促成一个概念或意义结构的(重新)构建;简单来说,在启动一个概念之后,其他与之相关的概念就会被激活。思维定式启动激活程序性知识,涉及先前存储的心理程序或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无意识遗留(Oyserman et al. 2009:219)。举例来说,思维定式启动让被调查者思考是否要进入目标设定以及如何去做,以便后期发现他们在第二个不相关的任务中是否使用了同样的思维方式。这些处理策略可以被认为是用于现实世界思考和推理的程序工具包的一部分(Oyserman & Lee 2008:250)。这两种启动技术可将文化与实验任务和实验文本或话语中处理的信息联系起来。
Fazio & Olson(2003:298)提出了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这一隐式测量技术。IAT程序衡量具有同一属性的两个目标概念的差序格局(differential association),试图通过测量潜在的自动评估来测量隐含的态度。使用IAT的大量研究主要涉及“已知群体”的差异和偏好,例如,日裔美国人和韩裔美国人对他们各自群体的积极态度(Fazio & Olson 2003:307;Greenwald et al. 1998)。
Extremera(2015)试图基于翻译学术期刊语料库中有关文化的描述统计和对职业与学生译者的问卷调查提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概念,用于认知翻译学的实证研究。她认为,这一概念需要与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的共同原则和假设保持一致,并且必须易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