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 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
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建立在Toury（1995/2001：20-86）提出的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框架之下，反对规定性翻译理论将目标语文本看作原语文本的镜像这一说法，认为目标语文本和原语文本具有相互决定性。用于翻译认知研究的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谭业升2006）不是根据原文单方面地确定翻译问题，而是采用回顾性的视角，充分考虑原文和译文的相互作用，体现译文相对独立的系统性和可解释性，客观地描述某一维度上的文本关系；它不以等值或对等的评判为目的，而可以作为一种描写机制，用来确定原文和译文在语言项、片段（segment）甚至整个文本层面上的关系。
为了确保双文本关系描写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在确定对比的文本平行对（coupled pair for comparison）时，要采取无遗留限制准则（no leftover maxim）。无遗留限制准则是指，“文本分析者要确立的译文片段应该是在其范围之外无遗留地解决某个原文片段所代表的翻译问题——不论它们在文本层次和范围上是否相似”（Toury 2001：79）。这一无遗留限制准则以假定的原文问题和假定的译文答案之间非一次性的连续对比分析过程为基础（Toury 1995/2001：88-89），考虑到了确立平行对时存在的两个基本困难：（1）任何一个原文的要素，不论在哪个层次，不论其大小范围，原则上都可以成为翻译要处理的相关片段。（2）替代方没有必要在层次和大小范围上与被替代方相当，有时候可能有一方甚至双方都为“零”状态（Toury 1995/2001：78-79）。
通常情况下，对比分析以及对原文和译文的切分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在原文和译文的语篇片段之间获取一些对应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体现在小范围的文本和较低层次的语言项目上；然后将每个假定的翻译片段与假定的原文片段对应，使得各种翻译文本要素成为与原文问题相对应的答案，它们也就十分模糊地成了所谓的“翻译现象”。这样建立的文本平行对只是临时的，文本平行对要经过不止一次的尝试和重建才能最终确立。因此原文中的问题与译文中的答案应被视作相互参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行对的建立是原文和译文相互决定的过程（谭业升2006）。
我们将文本平行对的建立过程以形式化的方法举例描述如下：
假如原文和译文分别存在一个切分段序列，切分段的大小从左到右依次递增，Sseg1/Tseg1分别为原文和译文的最小切分段，Seg5/Tseg5分别为原文和译文的最大切分段，其排列如下：
Sseg1，Sseg2，Sseg3，Sseg4，Sseg5……
Tseg1，Tseg2，Tseg3，Tseg4，Tseg5……
假如平行对的建立过程如下：
第一次尝试建立平行对：Sseg1：Tseg1；无遗留限制准则评判：无遗留，临时成功。
第二次尝试建立平行对：Sseg2：Tseg2；无遗留限制准则评判：有遗留，不成功。
第三次尝试建立平行对：Sseg3：Tseg3；无遗留限制准则评判：无遗留，临时成功。
第四次尝试建立平行对：Sseg4：Tseg4；无遗留限制准则评判：有遗留，不成功。
第五次尝试建立平行对：Sseg5：Tseg5；无遗留限制准则评判：无遗留，成功。
那么，Sseg5：Tseg5是成功确立的平行对，其余各阶段的配对都不是真正的平行对。在实际对比分析中，可以对临时成功的平行对进行独立分析，但必须参考Sseg5：Tseg5这一真正的平行对才能作出相对充分的判断。
这种基于文本对比切分的平行对发现程序和基于在线实验语料数据的单位确立程序异曲同工，是可以类比的。
在Alves & Vale（2009：257）对微观和宏观翻译单位的描述中，他们将微观翻译单位定义为连续性译文生产流程单位——可能包含原文和译文片段的连续阅读单位。这些微观翻译单位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通过击键记录和／或眼动跟踪记录的停顿时间分隔开来。宏观翻译单位被定义为微观翻译单位的集合，包括译者针对同一原文产出的所有临时文本产品，即从第一个暂定的尝试性版本到译文中出现的最终输出版本。
文本对的确立采用发现式程序，在切分过程中只有参照原文和译文的相互作用才能建立合理的平行对，对此Toury（1995/2001：77-78）给出了两个理由：（1）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假定的问题可能并不是翻译中实际的问题，而实际的问题可能只有通过同时识别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与相应的答案相互参照之后才能确定。（2）即便可以在对原文进行彻底分析之后确定所有潜在的困难，仍然有一些初次分析后没有表现为难点的问题可能在重新审视之后成为新的问题，翻译中的修正现象就能说明这一点。
汉学家白亚仁（2014a，2014b）认为，语言形式给翻译带来的挑战不仅包括特殊的语法结构和特殊的文化俗语、谚语等，那些看起来简单的、与英文具有相同或相似句式的中文句子也会成为翻译难点，而从语言学或其他理论视角出发却往往会忽视这类困难。下面是他举过的一个例子，这个片断选自余华的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
（这天晚上，石志康一直没有睡着，他的妻子李秀兰已经有五个月只拿一百多元薪水，他的情况好一些，也就是拿四百来元，两个人加起来还不到六百，可是现在大米已经涨到一元三角一斤了，猪肉每斤十二元，连辣椒都要三元钱一斤。就是这样，他们每个月仍然给儿子三百元生活费，给自己才留下两百多元。然而，他们的儿子在周六回家的时候竟然坐着出租车。）
李秀兰也没有睡着，她看到石志康总是在翻身，就问他：“你没睡着？”
“没有。”石志康回答。
李秀兰侧过身去问他：“儿子坐着出租车回家要花多少钱？”
“不知道，我没坐过出租车。”
石志康接着又说：“我想最少也要三十元。”
“三十元？”李秀兰心疼地叫了一声。
石志康叹息了一声，说道：“这可是我们从牙缝里挖出来的钱。”
两个人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石志康先睡着了，没多久李秀兰也睡了过去。
这是一段十分平常的叙述和对话，语言非常简单，翻译起来应该不算太难。白亚仁的初稿译文如下：
（李秀兰也没有睡着，她看到石志康总是在翻身，就问他：“你没睡着？”）1
（“没有。”石志康回答。）2
（李秀兰侧过身去问他：“儿子坐着出租车回家要花多少钱？”）3
（“不知道，我没坐过出租车。”）4
（石志康接着又说：“我想最少也要三十元。”）5
（“三十元？”李秀兰心疼地叫了一声。）6
（石志康叹息了一声，说道：“这可是我们从牙缝里挖出来的钱。”）7
（Li Xiulan had not fallen asleep either. She noticed her husband was tossing and turning. "You can't sleep?"）1
（"No."）2
（She turned to face him. "How much do you think our son paid to come home in a taxi?"）3
（"I don't know. I've never taken a taxi."）4（He paused. "I guess it would have cost at least thirty yuan."）5
（"Tirty yuan?" she moaned.）6
（"We sweated blood for this money." he sighed.）7
从形式上看，译文中除片段2省去了转述语之外，其他片段大都将人名换成了人称代词，平行片段2—7的译文与原文是基本对应的。然而，白亚仁对译文很不满意。他认为，若要翻译出与原文同样自然、通顺的语句，就不能拘泥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不能完全遵循翻译应忠于原著的原则，否则产出的译文虽十分“忠实”却不够自然流畅。首先，英文作家在描写这样的场景时绝对不会反复地写出夫妻两个人的名字；其次，叙述和对话的先后顺序也不会这样处理。因此，白亚仁认为，比较理想的译文应是：
（"You can't sleep?"）1
（"No."）2
（"How much do you think our son paid to come home in a taxi?"）3
（"No idea. I've never taken a taxi. I guess it would have cost at least thirty yuan."）4
（"Tirty yuan?"）5
（"We sweated blood for that…"）6
我们可以看到，单纯从原文分析出发无法发现所有的翻译问题，而在引入译者的不同阶段性文本后，可以帮助译者和研究者发现新的翻译问题。
翻译的理解和译出过程其实是意义的建构（就其需要参照源语文化的背景知识以丰富当前语句触发的图式而言）和再建构（就新的语句框架需要参照目标语文化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以丰富其内容而言）的过程，两者的界限并不明显，只是一种人为的划分。两个阶段相互参照，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在多次尝试性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断参照原文和译文，在两者之间不停交互运作。许多有声思维研究（Krings 1986，1988；Lörscher 1991a；Neubert 1997）显示，源语和目标语间存在的张力对翻译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翻译过程的跨语言特性一方面表现为源语对于目标语文本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目标语对于源语文本理解和概念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有声思维研究报告显示，译者对于书面或口语体源语文本内容的概念化（ideation）和部分预测（partial anticipation）都有目标语影响的痕迹，只不过这种影响是无意识的。文本分析者在确立平行对的过程中，就像译者一样在两个文本间来回运作和决策。
Toury（1995/2001）指出，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应该具有以下特征：（1）每一种对比分析都不能反映对比对象的全貌，只能比较其中的某些方面；（2）对比分析在本质上都是间接的，需要借助中介概念，而这些中介概念必须能够与要比较的两个文本的相关方面联系起来；（3）这些中介概念应该与对比分析要达到的理论目标相关。
对比分析的前两个特征说明，要在对比分析之前确定比较的基础。要对比的两个文本可能会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必须共享某些特征，必须有可比之处，而中介概念就是对比的基础和背景。特征（3）说明了对比分析与理论目标相匹配的要求。认知翻译研究将认知范畴作为文本对比描写分析的中介概念或维度，以揭示译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为目标。
在翻译认知研究中，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有如下优势：
1）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强调确立文本平行对时原文与译文的相互决定性，遵从平行对建立过程中多次尝试的发现程序，从而否定了传统的、单方面的原文决定性，更接近译者的心理现实。
2）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将切分过程看作理解和意义建构的一部分，使翻译的理解和产出过程一体化，有利于刻画翻译的整体认知过程。
3）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在切分上能够显示不同译本在微观和宏观结构上的变化，因此非常适合展示译者的微观和宏观翻译策略。同一原文的译本资源越丰富，越能够揭示不同译者的多样化认知策略。原文和两个以上译文的切分和对比，实现了隐性的认知打包（packaging）和解包（un-packaging）过程的显性化。在言内交际中多处于隐性状态的认知加工过程，也在跨语言的翻译中被昭示出来，也就是说，翻译文本为这种内隐的认知加工提供了外化的证据。依据不同译文与同一原文在不同认知维度上的关系，研究者可以确认翻译过程的不同认知路径。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认知解包和打包的过程可以表现为不同译文所选择的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或识解（construal）方式（参见Langacker 1991；谭业升2012a）。不同译本越多，越能够体现这种分析方法的言语认知研究价值。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的焦点不仅在于作为产品的文本，而且在于“意义协商过程”，即语境化的认知现实中的交互过程。
4）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提供的开放型视角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因对原文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不必要的争议，使我们有可能客观地分析翻译产出的文本对，得出具有充分的经验支持的、可信度更高的理论认识。
谭业升（2006）在技术层面对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证，并在其两部专著中充分应用了这一方法，证明了它的有效性（Tan 2009；谭业升 2012a）。
上文中白亚仁提供的例子说明，在使用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时，不仅可以引入同一原文文本的不同译者译本进行认知分析，还可以引入同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不同阶段的版本，以呈现出具体的修订过程和翻译策略变化。这种结合认知语言学探讨和概括翻译中的思维和语言推理加工过程的方法，能够呈现出其他的实证研究方法目前尚不能呈现的信息和数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认知范畴的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本身就有认知科学的贡献价值，对于需要特殊认知加工的文学文本分析而言更是如此。Gavins & Steen（2003: 2）认为，文学阅读是日常人类经验的一种特定形式，更是基于我们理解世界的一般认知能力的认知活动。它建立在人类认知和经验的一些最基本的结构和过程之上，使我们能够以这种特殊的艺术方式进行互动。认知诗学的基本出发点是：我们可以参考人类语言和认知加工的一般原则来解释文学阅读，这种原则将文学研究与语言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联系起来。针对文学翻译的文本对比描写分析对于人类特殊艺术认知加工过程，尤其是对跨语言文化的特殊认知加工的揭示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文本对比描写分析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提升研究的效度和信度。Jääskeläinen（2011）将基于有声思维法的系统研究与翻译任务的性质分析和文本对比分析相结合，进行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