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质与要素——教育与技术的关系

叶澜教授分析了近百位著名教育家有关“教育是什么”的论述，透过纷繁的不同，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那就是都把“教育”看作是一种“活动”^[28]。在此基础上，叶澜教授探讨了教育活动的独特性，给“教育”下了这样的定义：“教育是有意识地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29]

作为一种“有意识地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教育的独特性一方面体现在其对象的独特性：教育的对象不是物而是人，不仅是活生生的、有生命活力的人，而且是有思想、有自我意识、有自主活动能力的人。^[30]教育对象的独特性决定了教育另一方面的独特性，即过程的独特性：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在教育活动过程中并不直接改变学生的身体（物质）状态，甚至不和学生发生直接的身体（物质）接触，而只是通过语言、文字、表情、神态等来影响学生的思想和情感，改变学生内在的知识结构、认知结构、情感意志结构，并通过这些心理结构促进和影响学生身心结构、社会实践活动结构的发展。^[31]

因此，以人为对象的教育过程明显地区别于以物为对象的生产过程，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影响中介的不同：教育过程是通过信息传递的中介来间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而物质生产过程是通过实体性的工具来直接改造物质对象。陈桂生教授在《教育原理》一书中把教育过程同劳动过程进行比较，将教育的简单要素概括为：教育者的有目的的活动、教育对象（受教育者）、作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联系中介的“教育资料”。^[32]陈桂生教授将“教育资料”（相当于“劳动资料”，主要是“劳动工具”）视为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测量器，并将语言—符号文化作为“教育资料”的五种构成成分之一。^[33]

陈桂生教授进一步认为，在五种“教育资料”成分中，唯有作为人体延伸的语言—符号文化堪与物质生产中作为人体延伸的工具—机器体系相比，因而，这种文化对教育活动的发生与发展最有决定意义。这种影响表现为：语言符号的发生——非形式化教育的发生；文字符号的产生——形式化教育的发生与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即媒体技术）的问世——形式化教育的地位下降，新型的非形式化教育的地位上升。^[34]

叶澜教授在对“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分析中也认为，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与“教育物资”。^[35]“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教育活动中人的因素，“教育内容”是教育活动中的纯客体，而“教育物资”则是指教育活动中物的要素。对“教育物资”的分析中，叶澜教授将“教育媒体”视为一种基本的教育物资，并充分肯定了教育媒体对于教育的重要作用。叶澜教授认为，“教育媒体是教育活动中两类主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只有借助教育媒体，教育内容才可被不同的主体所操作，信息才有传递的可能。教育媒体还对教育活动的范围、组织形式，教育内容的容量、来源，教育者的职能，学习者的学习方法等产生影响”^[36]。

从叶澜教授与陈桂生教授对“教育”的要素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教育”的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一样都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技术），这种“中介”不仅是构成教育的一种基本要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但教育的“中介”不同于物质生产过程的技术“中介”，物质生产过程的“中介”体现为实体性工具，而教育的“中介”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信息传递工具。因为，教育不属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属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37]

同时，从教育的本质与要素的分析来看，教育与技术的包含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程度。最初的教育与技术是一种天然、天生的关系，技术与教育实现了一种自然的整合，体现为一种必要的条件关系，如，语言之于非形式化教育的产生，文字之于形式化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但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教育与技术的关系似乎就变得“若即若离”，在有了基本的技术（语言、文字等）支撑之后，技术与教育之间便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充分而非必要的条件关系。如，媒体技术之于教育，旨在于增进教育的直观性，被置于一种辅助的手段。而信息技术之于教育，若要实现更加广泛地应用，则寄希望于融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