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论——问题及反思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对信息技术的质疑与担忧：“信息社会”的批评者认为信息技术带来了一种污染，或者叫做“数据烟雾”（Schenk，1997），并对信息处理与知识、理解力之间建立潜在的联系提出了挑战（Roszack，1994）。^[1]美国儿童研究会（the Alliance for Childhood）的一份报告也显示（Cordes& Miller，2000），随着儿童开始接触技术，他们像成年人那样长时间地久坐在网上冲浪，使得他们与其他人及自然的接触，以及作为儿童的时间受到了极大地干扰。同时，该报告还认为，这种“久坐”的学习方式导致了大量的学生肥胖，同时与电脑的单一接触也剥夺了儿童与其他人的情感交流。该报告的作者还提醒教育者掉入商业陷阱的危险——他们认为，学校中所提供的技术与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洪流中，这种质疑与担忧一直被掩盖在对信息技术的狂热之中。随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发现，信息技术已全面渗入社会的各个肌体，并开始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同时，可以预见的是，信息技术将更加广泛地应用于未来的学校教育之中，随之而来，教育的变化也将势不可当。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信息技术的另一种声音，重新考虑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可能会对学生个体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学校教育带来的新挑战。

信息技术被视为是推进教育改革的“特洛伊木马”，为增进教育的多样性、提高教育公平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但信息技术是否仅仅作为工具为我们使用？信息技术的使用是否仅仅对教育本身产生影响？信息技术的使用是否会对个体带来无法预知的影响？现有关于新兴技术的讨论往往把技术当做个体用来强化其优势或弥补其劣势的手段，恰恰忽视了技术可能给个体带来的影响。这种习以为常的观点背后隐含的是一种“技术工具论”的倾向。“技术工具论”将主客体分离，认为技术是受人支配的，作为主体的人不会因为使用了不同的技术而有所改变。^[3]而实际上，技术已改变了人的方方面面。如，德国学者莱德尔迈（Leidlmair，1999）认为，我们的心智结构被我们使用的不同媒体所改变，不同媒体对心智结构有不同的影响，书写技术就对古希腊人的认知结构产生了某种影响。^[4]

不同于技术工具论的观点，许多人文主义学者认为，不能将人与技术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目的—手段”这一范畴。技术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手段或操作工具，它反过来会对人的思维感知、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如，海德格尔就曾指出，技术并非一种中性的手段，它负载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偏见”，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技术的“统治”和束缚，人本身依赖技术体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人本身成为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5]

在有关信息技术对人的影响的研究中，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媒介学派的相关研究，伊尼斯、波兹曼、麦克卢汉等人都曾深刻地论述过技术对人的影响，特别是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从技术的偏向视角深刻地分析了技术对人的影响，其论断震耳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