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融合与学校教育功能的变革
教育一直被视为是一种传递文化知识的活动，而学校则被称为传授人类文化知识的场所。吴康宁认为，所谓教育，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传递活动。[47]任何一种传递最终能否被传递对象所认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认可，不仅取决于该传递本身的状况，同时也取决于该传递同其他传递之间的“力量”对比，取决于该传递在社会的整个传递结构中的地位。
学校教育也不例外。就目前来看，虽然学校基本上仍垄断着文化传递的专门权力，却再也无法垄断传递能力了。以互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学校的传递能力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对于信息化时代的学生而言，存在着两个特征相悖的信息环境：一是较为刻板的、划一的、带强制性的学校信息环境；二是灵活的、多样的、选择余地较大的大众信息环境。学校信息环境与大众信息环境相比，谁的魅力更大，不言自明。网络媒体的交互性、信息的海量存储和信息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及不受时空限制的传播方式等特点正促成学生更多主动性的选择行为。
学生通过新的媒介形式不仅越来越多地获取到可对学校传递的文化起到补充与深化作用的各种信息，而且越来越多地习得学校未予传递的文化，越来越多地习得比学校传递的文化更具吸引力、更具价值，甚至更为“正确”的文化。所有这些都导致学校再也无法像过去的时代那样扮演绝对“教育权威”的角色。[48]信息化时代学校教育的功能限度问题开始凸显。
近几年来，风靡全球的慕课以其低成本、精品化、可共享等特征，开始冲击学校的知识传递功能。慕课（MOOC）全称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其基本的理念是要把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一般是以名师主讲的5分钟到15分钟短小视频的形式呈现，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提升教学效果，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们都可以随时观看、互动交流，其实质是低成本、精品化、生成式、可广泛共享的在线微课程。
MOOC起源自加拿大，2008年由加拿大学者DaveCormier和Bryan Alexander首次提出。2012年，经美国Coursera、MITx和Udacity三家MOOC企业的推广，很快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成为近几年全球教育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49]慕课最初的应用领域是在高等教育领域。2012年以来，慕课开始引发基础教育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热潮。高中被认为是基础教育阶段慕课最具发展潜力的阶段。布尔（Bull，2013）总结了慕课可以应用于高中学习的10种方式，如用于大学预科学习、作为混合学习的课程材料等。
此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课程和测试计划将慕课纳入学生在线课程选择范围，并对课程平台、内容和授课教师等作出了规定。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迈阿密全球学院和Amplify公司等以促进K-12教学为目的的慕课网站和课程数量不断上升。2013年，荷兰开办了11所“乔布斯”学校，招收了1000名4～12岁的学生，通过iPad提供虚拟的教学环境，由学生自行决定学习时间和内容，教师仅提供一定的指导。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也有类似举措。[50]
MOOC兴起后，我国教育部主管部门积极作出回应，众多知名高校纷纷加入MOOC实践行列。2013年10月，清华大学的慕课平台——“学堂在线”正式投入运营。2013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慕课研究中心，并分别联合国内优质中小学校，成立了C20慕课联盟，希望借助慕课，实现我国基础教育的新变革。2014年4月，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的25所中小学建立了数字学校研究基地，并成立了北京数字学校慕课联盟，以开展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微课开发，开发面向学生和家长的开放式课程，以及面向区域的高中选修课，推动线下与线上学习的结合。[51]
MOOC具有大规模（课程的覆盖面、针对的人群很广）、可重复（每一个教学视频都可被不同学生重复利用、重复学习）和共享性（同时在线共享）等优势，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资源在线共享平台。同时，不同于传统远程教育平台，慕课为资源提供了一个过滤机制，对于优秀的教学资源采用激励机制，从而确保了课程平台上资源的质量。慕课的以上三大优势，使得慕课在短时间内风靡全球。慕课不但为学生提供了重复学习知识的机会，同时也为偏远地区的学生提供了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慕课使全世界各类学校的学生在技术的支持下，可以随时随地从网上获得最优质的教学资源，极大冲击了传统学校的知识传递功能。
从信息技术对知识传递功能的影响分析来看，信息技术具备更快捷、更生动、有更多选择性的优势，可以更好地承担知识的传递功能，如慕课可以汇集当地、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教师，提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可以同时开放给所有的学校。因此，在信息技术与新的学习观的支持下，学校将可以逐步下放知识的传递功能，更加关注知识的吸收与内化。
如果说，慕课借助其技术优势冲垮了传统学校的知识传递功能，将教师从知识传授的角色中解放出来，那么真正击溃或转变传统学校知识传递功能的则是当下风靡一时的“翻转课堂”。“翻转课堂”把课堂传授知识和课外内化知识的结构翻转过来，形成学习内化在课堂、传授知识在课外的新教学结构，其核心就是颠倒传统教学中知识传递与内化过程，学生通过在课前观看教学视频学习新知识以完成知识传递，教师在课上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协作探究，以达到知识的迁移和内化。“翻转课堂”颠覆了传统课堂的教学结构，将传统的课上听教师讲解，课下完成相应习题练习的方式翻转成学生在课前通过小视频进行自主学习，课上通过教师的指导与小组间的讨论完成知识的内化。
“翻转课堂”具有传统教学课堂没有的优势：第一，教学过程互动性。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有充足时间进行协作互动，有利于培养学生小组协作能力。[52]第二，全新的课堂体验。讨论协作探究是主要教学形式，学习氛围相对轻松自由，这种全新学习体验会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有利于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同化吸收。[53]“翻转课堂”引发了教学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师生的角色发生转变，更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利用课上时间进行问题辅导，让学生真正掌握学习的决定权。此外，具有灵活性、主动性和参与性等特点的“翻转课堂”也能够改善教学目标过于单一的传统教学的现状。
更为重要的是，“翻转课堂”将课堂内的知识传授转移到课堂之外甚至是学校之外进行，并借助技术实施知识传递的功能。慕课的出现和汇集了最优秀的教学资源，为学校知识传递功能的弱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翻转课堂”将传统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传授知识”功能转移到了课外，而慕课则借助技术进一步将“传授知识”的功能转移到了校外，甚至是教育系统之外，由此，“传授知识”的功能开始与传统的教育系统开始分离。“翻转课堂”与慕课联手强烈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的知识传递功能。
袁振国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教育的一个次要功能——传授知识的功能一直过于膨胀，挤占了教育的其他功能和主要功能。而信息技术借助慕课与“翻转课堂”将教育从单一传授知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教育有可能把精力和重点放到其主要功能上来，即育人的功能。因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原有意义上的有固定场地、固定班组、固定活动的学校教育形式，将成为学生进行社会交往的处所，而知识的学习将让位给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信息技术。[54]
德国马尔科教授也指出：“知识可以创造行为能力，可靠的信息又是它的前提，但是只有富有意义的正确判断才能唤醒其活力。”[55]因此，在信息化时代，教育的使命不在于传递知识，而在于能使信息变成知识，使知识变成智慧。学校教育的功能将转向弱化知识的目标，强化社会性的目标；弱化知识的传递功能，强化知识的获取、提炼与分析能力，将更关注学生的交往，而非知识的传授。
在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育人功能的凸现促使教育更关注学生的交往，而非知识的传递。知识是教育对象之间交往的中介。换言之，教育交往主要是一种精神性交往而非物质性交往。在教育活动中，虽然人们也经常参与一些物质性或实物性交往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是为促进人的精神世界成长服务的。[56]
有研究者指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与他人相遇交往不但是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人性的需要。“人类的本质特征在于与他人的交往。我们几十万年来发明了一些自然不能做的东西：人类彼此间的相互意识。”（阿尔贝·雅卡尔，2006）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在人的诞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交往需要已经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沉淀为人性的内在需要。高德胜（2006）指出个人与人类文化的不对称性以及人类交往的需要，预示着学校的未来，或者说学校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57]
总而言之，慕课的出现为学校功能的转变提供了可能，而“翻转课堂”则将这种可能转化为一种真实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与慕课的携手真正将学校功能的转变落地，这种转变将教师从传授知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教师可以更关注学生的课堂互动与交往，在互动与交往中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塑造学生的情感与价值观，从而回归教育最根本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