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保育法的补缺
自然保育法的发展，与生态科学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许多自然保育制度实际上就是由生态科学技术规范转化而来。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环境污染的标准判断、环境损害的因果关系判断、生态修复等都是环境科学技术规范转化而成的法律制度，都是告诉公众要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的技术规范。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亚瑟·乔治·坦斯利爵士（Sir Arthur George Tansley）受丹麦植物学家尤金纽斯·瓦尔明（Eugenius Warming）的影响，明确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欧德姆（E.P.Odum）认为应把生物与环境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科学”。以生态学中的生态动态平衡、环境容量等理论为依托，环境法中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污染的标准判断、生态修复等制度也就更有了新的内涵。因此，自然保育属于生态学的范围，但是法学毕竟与环境科学不同，属于人文科学，而对于人文社科诸如道德、价值判断、社会取向、个人态度这些问题是无法用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解决的。
近代科学发展四百年，建立了庞大的分析型学科体系，在很多方面较精确地研究了自然界，但它也有不足之处。近代科学，旨在理性、客观的前提下，用实证方法获取关于世界的系统知识。1888年，达尔文也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2]由科学的定义我们知道，科学只能解决有客观现实基础的问题。在西方学者看来，法律和科学是不同的，法律是体现“应该”的规范，科学体现“是”的规范，两者难以沟通。但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科学与法律关系紧密，自然保育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还需要正确的价值观进行指导，用“善法”来规范人们“应当”做什么的行为。
19世纪末，德国科学家最先揭开了核学科的神秘面纱，使人类揭开了走向核时代的序幕。法国的居里夫妇又使人们对核裂变现象有了认识，看到其巨大的爆炸力。不过居里也最早预言，在那些发动战争的罪犯手里，这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摧毁力量。进入20世纪后，德国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质量能量公式，揭示出人类可以将物质的部分质量直接转换为巨大的，并能被人类直接利用的能量。接着，丹麦的波尔、意大利的费米和德国的哈恩等人又进一步论证出核能可以释放出的惊人力量。不过，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核科学研究仍只限于极少数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外界并不大关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疯狂迫害犹太人，在国外访问的爱因斯坦的书也被称为“犹太人邪说”而遭禁，他因此定居美国。1939年夏，鉴于欧洲战争爆发在即，为担心德国造出核武器，爱因斯坦说服罗斯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要赶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1945年春，美军进占德国西部，发现纳粹的核研究只限于实验室阶段而没有武器制造计划。爱因斯坦得知后，马上向白宫提出不必要再使用核武器。美国7名著名科学家也起草了请愿书，认为使用核弹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问题，在世界上也将开创毁灭性攻击的先例并引发核竞赛。何况日本败降在即，已用不着原子弹。然而，核弹一旦制造出来，就不由科学家而是由政治家说了算。8月上旬，广岛、长崎上空落下的两枚原子弹，瞬间夺去10万人的生命。核轰炸的消息传来，杜鲁门和许多官员兴高采烈，大多数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却心情沉重。爱因斯坦更痛心地说，当初致信罗斯福提议研制核武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遗憾。他甚至懊悔当初从事的科研，“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3](https://www.daowen.com)
即使在和平年代，如何利用核能也成为了自然保育法领域关注的话题。1986年4月26日苏联乌克兰境内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过程中的巨大技术灾难。爆炸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严重污染了空气、土壤和河流，破坏了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许多居民的健康受到伤害。同时，在大部分受污染的地区还发现了动植物遗传基因的改变和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现象。事故后检测发现，居民使用的农产品也受到严重辐射污染。消除农业生产过程的核污染成了首要任务。为了使农产品中的放射性核素降低到标准范围内，政府采取了禁止在受污染的地区生产农产品；在耕地中添加石灰、使用特殊的化肥和提高钾肥含量；用含有亚铁酸盐的药品喂养动物；使用加工技术在第一级农产品中降低放射物质含量等多种措施。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苏联政治、经济、环境、生态和医疗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冲击。为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带来的长期社会影响，苏联及其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财政负担。[4]笔者引用此案例并不是主张不利用核能，而是认为我们对科学要理性不能盲目自信，要考虑自然保育、环境影响评价、传统文化的协调问题。
与自然保育有关传统知识保护问题的提出，是对科学理性的一种感性补充。我国四川水利工程都江堰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因为工程技艺的科学性，更主要是因为该工程充满了中国古人治水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思想，即赋予了科学理性的人文关怀，通过《非遗法》来保护这一著名的水利工程，可以对自然保育法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协同学的建立者哈肯说：“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但在西方，一到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时，就忘了这一点，而中医却成功地应用了整体性思维来研究人体和防治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比西医优越得多。”他说西方的分析式思维和东方的整体性思维都是他建立协同学的基础。《旧约》说上帝给人的训谕是：“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鱼类，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与这种主张无限掠夺自然的思想相反，中国在周朝就颁布了《野禁》和《四时之禁》，不准违背时令砍伐木材、割草烧灰、捕捉鸟兽鱼虾，还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官员。[5]发展综合、非线性、复杂性、开放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当代改变观念、推动科学发展的时代强音，而这类研究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可以有启发作用。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建者，曾获诺贝尔奖的普里戈津说：“我们正向新的综合前进，向新的自然主义前进。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传统连同它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中国这种主、客体统一的自然保育思想，在现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中仍然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