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辩式思维的哲学基础
审辩式思维的哲学基础是对20世纪哲学发展成果的理解，包括对托马斯·库恩、卡尔·波普尔、斯蒂芬·图尔敏等人的哲学研究成果的理解。
这三位重要学者影响了人们对审辩式思维和审辩式论证的认识。在思想传承和变革研究方面，主要是托马斯·库恩的影响。在论证有效性概念的发展中，论证有效性研究从“标准证明”到“证据支持”的转变，主要是卡尔·波普尔的影响。论证有效性研究从“证据支持”到“理据论证”的转变，则主要是斯蒂芬·图尔敏的影响。
（一）库恩：“范式”先于具体科学研究
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之一，1922年生于美国。他最初的研究领域是理论物理，27岁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他留在哈佛大学长期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时，偶然的因素使库恩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他发现，新、旧两种不同的力学理论体系，在不同的数学时期，都能得到一些观察事实和实验结果的支持，都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是，对于同样的事实，不同的力学体系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力学体系与牛顿力学体系的关系是这样，牛顿体系与爱因斯坦体系的关系也是这样。
1957年，库恩出版了《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史中的行星天文学》一书。他在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哥白尼的“日心说”逐渐被接受的数学过程。他指出，宗教并不是阻碍哥白尼学说传播的主要原因，没有天文观察的事实支持是“日心说”长时间不被接受的主要原因。由于哥白尼将行星轨道设想为圆形而不是椭圆，由于没有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定律和牛顿引力定律的支持，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日心说”在行星观测、日月食预测方面并没有比“地心说”更符合天文观测。
1962年，库恩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这本仅有180页的书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也为库恩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他认为，科学的进步不仅包含科学知识的逐渐积累，不仅包含“进化”，而且还包含“范式”的更替，包含“革命”。渐进积累的科学进步与范式转变的科学革命是交替产生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牛顿力学取代亚里士多德力学，爱因斯坦体系取代牛顿体系，都是科学范式的更替过程，都是科学革命。
库恩使“范式”成为一个常用词。在库恩看来，“范式”是具体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先于具体科学研究的思想框架和信念基础。
1977年，库恩出版了《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一书。他在书中说：“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们也没有愈来愈接近于真理。”“科学家怎样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呢？我们怎样理解进步的方式呢？显然，解释归根结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我不信还会有另外的答案。”
库恩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人们对科学和理性产生了新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和理性的看法。以前，人们曾经认为地心说、燃素说、热质说等是非科学的、非理性的。库恩的著作出版以后，人们认识到，这些学说也都是科学研究的结果，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都属于“科学理论”。
（二）波普尔：科学理论只可证伪
卡尔·波普尔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1902年出生于奥地利，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以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1959年出版了《科学发现的逻辑》，1963年出版了《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5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1976年当选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波普尔思考的基本问题是：怎样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属于“科学理论”？他提出了著名的“证伪原则”。他指出，任何观察事实和实验结果，都无法证明一个科学命题。例如，再多的观察事实，也不足以证明“天鹅是白的”这一命题。但是，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这一命题。对于科学命题，证明是不可能的，但证伪是可能的。因此，凡是可能被证伪的命题，就是一个科学命题；凡是不可能被证伪的命题，就不是一个科学命题。例如，“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将降临”，这是一个科学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可能被观察事实证伪；“世界末日即将降临”，这不是一个科学命题，因为这个命题不可能被观察事实所证伪。如果世界末日在2012年未降临，主张者可以说时间未到；如果世界末日2100年仍未降临，主张者仍可以说时间未到。这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命题，所以，这不是一个科学命题。科学理论不可证明，只可证伪，这种“真伪不对称性”是波普尔思想的核心。
根据“证伪原则”，现有的科学理论都属于猜测和假说，它们永远都不会被证实，但随时都可能被证伪。
根据“证伪原则”，争辩的双方都不能保证自己一定掌握真理，都可能局限于自身的经验，都可能犯错误。只有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才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相。
波普尔的重要思想贡献是对“观察—归纳”这一科学研究传统的批判。受到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原理”的启发，波普尔指出，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中性的、独立的观察。任何观察都受到既有理论的影响，任何关于观察结果的陈述都受到既有理论和概念体系的影响。
（三）图尔敏：同时基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论证模型
斯蒂芬·图尔敏1922年出生于英国，1948年在剑桥大学因数理逻辑方面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剑桥大学受到的数学、逻辑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良好训练，为他日后的科学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剑桥学习期间，他直接得到当时在剑桥任教的罗素和维特根施坦的指导。他既受到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施坦理论的影响，看重理性和严格的形式逻辑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也受到晚期维特根施坦理论的影响，认识到理性和形式逻辑的局限性。他1959年赴美任教，之后定居美国。1953年出版了《科学哲学导论》，1958年出版了《论证的使用》，1972年出版了《人类理解：概念的群体使用和演进》。
图尔敏最重要的著作是《论证的使用》。此书从“概率”这一概念入手，揭示了理性和形式逻辑在面对复杂的科学、社会问题时存在的局限性。他发现，仅仅借助于数学模型和形式逻辑，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有效的论证。对于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个可能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决出胜负的球赛。一个新理论、新观点被接受，一个旧理论、旧观点被放弃，往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论证过程。
图尔敏对以形式逻辑为主体的传统逻辑学进行了反思，对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以“三段论”为代表的逻辑学体系进行了反思，对罗素和怀特海所进行的逻辑学数学化的努力进行了反思。他认为，逻辑学的出发点不应是符合逻辑的理论，而应是符合逻辑的实践；逻辑学不应局限于研究理想的逻辑，更应该研究工作的逻辑，更应该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逻辑。他指出，那种数学化的、跨时间的跨学科领域的逻辑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生活中论证和决策的需要。他认为，逻辑学不仅需要包含形式逻辑，还需要包含非形式逻辑；不仅需要包含数学模型或几何学模型，还需要包含法学模型。
在正视理性和形式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为了进行更有效的论证，图尔敏提出了一个同时基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基础之上的论证模型。在这个论证模型中，包含资料（datum，D）、支撑（backing，B）、理据（warrant，W）、限定（qualifier，Q）、反驳（rebuttal，R）和主张（claim，C）等6个基本要素。论证的基本过程是：资料（D）和支撑（B）共同构成了理据（W），在接受了反驳（R）之后，经过限定（Q），使主张（C）得以成立。
在认识过程中，人类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一个人在某一领域的已有知识将有助于他得到新的发现；一个人在某一领域中的已有知识将阻碍他得到新的发现。一个探索者，必须借助于传统的理论概念体系来对新的经验进行描述，必须借助于以往的理论概念来进行思考：同时，他又必须时刻怀疑原有理论，批判原有理论，努力克服原有理论造成的偏见和束缚。这种互相矛盾的思维方式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探索者们的头脑中统一，在他们的探索活动中交融。认识离开了传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而生长必须不断战胜土地的引力，这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认识正是在这种深刻的矛盾之中发展的。在认识过程中，人类面临着另一个基本矛盾：我们必须借助语言来进行交流，而语言的贫乏、模糊又常常导致误解；语言既是我们表达思想的工具，又是桎梏我们思想的枷锁。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早期，作为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施坦曾经致力于精致的语义分析和明晰、严谨、无歧义的语言表达。晚期，维特根施坦认识到，离开使用，离开语境，语言很难获得意义。作为维特根施坦的学生，作为一个深邃的思考者，图尔敏一生都在努力探寻认识过程中保守与变革之间的普乐好妥协点，一生都在探寻认识过程中运用语言工具和突破语言桎梏之间的普乐好妥协点。他的思考已经超出了认知层面，拓展到了价值层面。《论语·为政》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需要有信仰和信任，一个社会也需要有信仰和信任。同时，一个人也需要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一个社会也需要包容和鼓励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图尔敏的一生，也在探寻着信仰与怀疑之间的普乐好妥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