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辩式思维的东方传统文化基础
审辩式思维植根于古代东方文化确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数学上曾有过一个东西方思想家相映生辉的“轴心时代”。“轴心文明”中凝聚着人类的核心价值与精神面貌，凝聚着人类最重要的宗教与哲学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内核”，是人类文明最深层、最根本的部分。
随着人类思想的爆发式增长，东西方又各自产生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长于形式逻辑和分析性推理，而东方则长于非形式逻辑和审辩式思维。两千年后，东方人才逐渐了解西方人的分析性推理，而西方人也逐渐悟出东方人的审辩式思维。
古代东方的审辩式思维主张“博学、审问、明辨、慎思、笃行”，主张“中庸之为德至矣”，主张“过犹不及”。古代东方的审辩式思维表现在对语言和形式逻辑局限性的认识。其典型代表是《老子》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认识后来与来自印度的佛教相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支系——禅宗。在禅宗的“开口错”“本来无一物”等思想中，也体现了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
哈耶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的终结作品，当时他已经89岁。这本书反映了他一生思考的结果。这本书第七章的标题是“我们毒化的语言”，集中讨论语言对思想的扭曲。作者将孔子的“言不顺，则事不成……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作为这一章的题头语。
古代东方的审辩式思维还表现在多进程、多元、非线性的思维方式上。在老子、庄子的“弃智”“绝圣”中，实际上包含了价值多元的思想，包含了后来康德思想中所包含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包含了后来哥德尔在“不完全性定理”和海森堡在“测不准原理”中所体现的非独断论的思维方式。事实上，贯穿西方思想传统的“一元独断”的思维方式至今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领域中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至今支撑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倾向，而与东方式思维桴鼓相应的审辩式思维，可以作为这种思维缺陷的救助。
对轴心时代东方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重建，而且可能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1922年，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在对中国进行了大半年的实地考察之后，出版了《中国问题》。罗素在这本书中对中华文化有一些非常精辟的评论：孔子和其后学所发展者是纯讲习伦理的一个学派，没有宗教性和独断教诫，亦就不会发展出一个有权力的教会机关并导致迫害异教徒。西方文化的明显特点，我以为就在科学方法；中国文化的明显特点则是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正确认识。吾人希望此二者应当逐渐结合在一起。我不否认中国人在和西方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但正为此之故，我想东西两方的接触于彼此都会产生好结果。他们将得以向我们学取那些切合实际效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我们则向他们学习到某些内心智慧——这是当其他古老民族均先后衰亡以去，而他们卒赖之以独存至今者。我写此书意在表明中华民族在一定意义上是比我们优越的；中国若竟为求其民族生存而降低到我们的水平，则于他们和我们都是不幸的。中国独立自主的最终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在其为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夙有品德两相结合创开新局；若达不到此目的，纵然取得其政治独立抑何足贵耶？
读着罗素的这些言说，一方面折服于罗素的睿智洞见，一方面感动于罗素博大的人道情怀。
1958年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学者联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反映了中国学者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宣言》的结束语说：18世纪前的西方曾特别推崇过中国，而19世纪前半的中国亦曾自居上国，以西方为蛮夷。19世纪的后半以至今日，西方人视东方之中国等为落后之民族，而中国人亦自视一切皆不如人。到了现在，东方与西方到了真正以眼光平等互视对方的时候了。中国文化，现在虽表面混乱一团，过去亦曾光芒万丈。西方文化现在虽精彩夺目，未来毕竟如何，亦尚是问题。这个时候，人类应该共通古今之变，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病、缺点和过失，然后，才能开出人类的新路。
读到四位学者的这段文字，我感慨万千。在中华本土文化最低迷的时候，四位学者却表现出对中华文化如此自信，让人尊敬，让人感动。在经过新中国70余年经济建设后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使整个世界感到惊讶的今天，在人类面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文化冲突、核武器威胁的今天，在人类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感到迷茫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期待，中华传统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将拓宽人类未来发展的道路，将增加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