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历史进程

基于现有资料的局限性和彝族本身的特殊性，我们对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的历史进程时间段以1949年到2016年为主，通过这一段时期的研究资料和实践成果的统计来展示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发展过程。彝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民族，其先民生息和繁衍的历史相当久远且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以凉山彝族为代表的彝族在新中国成立前期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学者涌入彝族所在区域展开对彝族的研究，我们可以将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是吸收、模仿和译介体系的初建阶段（1949年至1965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因此在文化传播层面上主要是对外国的吸收、模仿和借鉴。这一时期所做的，与其说是彝族舞蹈的对外译介研究，倒不如说是外国舞蹈研究体系的对内译介研究。新中国舞蹈教育之起始，也经历了全面转轨的过程，从非专业的舞蹈学习转轨到正规的课堂教学^[1]，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时间1954年为分界线，1949年到1954年期间我国共出版舞蹈类翻译著作40多种，全部由俄语译入，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苏联民间舞蹈艺术特点、发展以及舞蹈动作等方面。

1954年到1965年，我国又先后出版发行了20多种舞蹈艺术文化研究的译著作品，主要内容包括舞蹈艺术的史论、编创、教材等，翻译者也从非舞蹈专业的译介者向专业舞蹈研究者过渡和转型，如1954年中国舞蹈艺术研究协会借鉴苏联民族民间舞蹈的经验，编辑出版了《论民间舞蹈》一书，为舞蹈译介研究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总体来看，第一阶段我国共出版了69种关于舞蹈文化研究的译著，有58种属于民族民间舞蹈类别的范畴^[2]，占总量的84%，这一系列民族舞蹈的译介作品，为我国民族舞蹈艺术对外译介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同时也为彝族舞蹈的对外译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是学习、初建和译介研究的实践阶段（1978年至201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舞蹈译介工作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我国的舞蹈译介工作才重新迎来了春天。1986年，以吴晓邦为代表的学者首先提出了“舞蹈学”的概念，将舞蹈研究的“学科规范”和“学科规模”从艺术表演层面提升到了学科层面，增加了舞蹈的创造、表演、译介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2011年，音乐与舞蹈学被列为一级学科，同时舞蹈译介研究工作也全方位启动。

这一阶段，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译介工作逐渐开始对外启动并开展，彝族舞蹈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和相关译介实践进入起步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彝族舞蹈相关的著作，如《彝族》（陈国光）、《彝族文化史纲》（杨正权）、《凉山彝族舞蹈素材收集整理与研究》（雷睿）、《四川凉山彝族传统舞蹈研究》（朴永光）、《舞蹈文化概论》（朴永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舞蹈文化对外译介成果，如《定位法舞谱》（1987）、《中华舞蹈史》（2002）、Dances of the Chinese Minorities（2006）、《中国民间舞蹈教程》（2014）、《舞蹈学导论》（2014）等。其中暂无专门针对彝族舞蹈文化对外译介的专业著作类作品，彝族舞蹈的相关内容也只能混杂在上述对外译介的著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