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舞名翻译现状
由于少数民族舞蹈艺术文化对外译介处于待开发状态，因此，中国少数民族舞名翻译的实例还不多，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翻译和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抛开舞蹈名称的对外翻译，直接研究舞蹈名称的也是寥寥无几，在浩瀚的文献中我们能找到直接研究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的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例如，陈洪于1991年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过《〈巴山舞〉舞名存考》一文，对我国土家族“跳丧”与“巴山舞”两个舞蹈名称的内涵进行区分。另外，也有学者对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的由来进行了探索研究，如学者杜娜于2017年发表在《四川戏剧》的一篇文章《摆手舞名称、性质的质疑和辩证》，其中同样涉及土家族“摆手舞”名称的由来问题，理论性较强。而其他与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的相关研究则分散在相关文献的片段中，有的则是附带性地用只言片语进行简单的介绍，如朴永光的《四川凉山彝族传统舞蹈研究》也涉及少数民族——彝族舞蹈名称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仅仅是略提一下，未做深入研究。综合来看，关于少数民族舞蹈名称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内文化互动，而专门涉及少数民族舞蹈名称对外翻译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其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学术理论方面。
经过笔者系统的文献检索和整理，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翻译的基本情况跃然纸上。舞蹈名称是少数民族名称符号的代表，有的叫“学名”，有的叫“土名”，情况不一而足，相关少数民族的舞名研究有任琦[3]（2018）翻译的彝族舞名、李达泷[4]（2019）翻译的土家族舞名、昂旺琼杰[5]（2012）翻译的藏族舞名、任彦[6]（2019）翻译的傣族舞名、张习[7]（2019）翻译的蒙古族舞名、王璐璐[8]（2019）翻译的苗族舞名、易姗姗[9]（2019）翻译的壮族舞名、周密[10]（2017）翻译的羌族舞名、李帆[11]（2019）翻译的维吾尔族舞名、胡博[12]（2017）翻译的满族舞名、刘璐[13]（2018）翻译的白族舞名、桂溶[14]（2016）翻译的朝鲜族舞名等。这些简单分散的罗列，可对我们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的译介研究提供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主要内容如表5-1所示。
表5-1 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翻译部分示例
另外，也有学者专门研究国外少数民族舞蹈翻译到我国的情况，这也为我们如何翻译本土少数名字舞蹈名称提供了一些借鉴，为我国早期的舞蹈文化与西方互动作出了贡献。例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学者雷达就《语言教育》上发表过《舞蹈名称集萃》一文，该文从舞蹈的音译和意译两个角度出发，对当时比较流行的中西方民族舞蹈名称进行了翻译，这是继1980年以来对舞蹈名称翻译的又一次补充和突破，有着较为重要的历史意义。文章涉及的舞蹈名称翻译到今天仍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主要内容如表5-2和表5-3[15]所示。
表5-2 由音译翻译的中外少数民族舞蹈名称
续表
表5-3 由意译翻译的中外少数民族舞蹈名称
从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的翻译基本情况来看，在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翻译对外输出的同时，也有对西方民族舞蹈名称的翻译引入，但总体效果并不突出。首先，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翻译呈“被动性”特征，即相关研究学者并非主动或专门就“舞蹈名称”这一概念去研究，更不会涉及舞蹈名称翻译的问题。现有的舞蹈名称翻译多体现在文献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由于涉及题目、摘要和关键词的英文版出版的需要，相关学者才“被动”地去做与舞蹈名称翻译相关的工作。其次，少数民族舞蹈翻译“艺术性”不足。根据已有的文献梳理，大部分涉及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的翻译多为直译、音译或者直接以拼音代替，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少数民族舞蹈名称艺术文化的内涵。汉语拼音的直接译介也掩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翻译出来的舞蹈名称呈现简单化和艺术性不足的特点。最后，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翻译在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普遍没有受到重视，对于学者而言，在研究少数民族舞蹈文化过程中存在的舞蹈名称翻译“被动性”就为这一现象埋下了伏笔，而在译介的实践领域，由于缺乏舞蹈名称翻译相关的理论指导，其翻译更是各行其道、五花八门，翻译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我们看到的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翻译就明显缺少一种自带民族文化内涵的美感。
总体来看，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名称翻译仍处于一个有待研究开发的阶段，有着较大的发展和优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