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舞蹈肢体语言符号解码的可行性

我国最早采用符号学理论解释翻译的文章出现在1988年，即罗进德的《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和郑伟波的《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37]。而后，翻译符号学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以符号学理论为指导，研究符号转换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其内涵涵盖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功能、符号守恒^[38]。从翻译符号学角度看，彝族舞蹈肢体动作符号转换可超出传统上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的视角，因为符号转换涉及把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语际转换即从一种自然语言到另一种自然语言、符际转换如从文本到电影、语内转换如古文到现代标准语等）、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阅读后的思考）、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将自己的思考呈现为文章、著作等）^[39]。况且，翻译不能简单化为用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替换为另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本交际类型，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在言语使用环境中演化为特定的表达手段与特定意义的结合^[40]。

语言是人们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下相互交往而产生的有效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有声的语言与无声的语言，对于彝族舞蹈文化而言，肢体语言显然是文化语言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肢体语言的文化内涵解码同时也是一种视觉内涵的解码，英国学者马尔科姆·巴纳德认为，视觉文化的内涵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使用广义的视觉文化概念所要强调的是属于文化的方面，它所涉及的是在视觉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并且通过视觉文化传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个性特征^[41]。而翻译又是语言反映、转化和再现文化的过程，它并非如人们想象的表面的“翻译”，它深受文化的制约，肢体语言翻译相对于有声的翻译更具有文化属性，它所传达的信息比有声的信息内涵更丰富。就彝族舞蹈肢体语言的译介而言，可以从信息论的角度加以论述，这就涉及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相对于语言文字的翻译，舞蹈肢体语言的翻译需要从原始肢体语言的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转换，将译介内容先“编码”再进行“解码”，以实现翻译中的“信、达、雅”，这一过程显然要比表层的文字翻译复杂得多。这就需要彝族舞蹈文化的译介者们在“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上发挥见仁见智的灵活性，将彝族舞蹈肢体语言符号的文化进行深加工之后，再生动地将文化的内涵解码出来，在这一解码过程中，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尽可能贴近彝族舞蹈肢体语言的原始意境，在文化信息理解环绕认知上为受众提供帮助。

彝族舞蹈视觉文化的解码，也是彝族舞蹈肢体语言文化符号的解码，是对外译介的关键环节，需要译介者从多方面深入把握，译介者在理解彝族舞蹈动作内涵的基础上，把握舞蹈动作中“力”结构的蕴意，从中展示出动作中所要释放的情感。译介工作者在解码彝族舞蹈肢体语言前，需要先做好如下准备：

首先，译介者在解码彝族舞蹈肢体语言文化符号时，要理解舞蹈编创者设计这一动作的情感目的，舞蹈中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会通过人物行为、面部情感和以气质、性格为基础的内在情感进行舞蹈内涵的展示，理解这些外在与内在的情感表达是译介者为其“解码”的前提所在。其次，译介者需要关注彝族舞蹈表演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张力（Emotional Tension）^[42]，通过突破动作解码中的重难点实现文化译介。比如舞蹈动作中的扭曲（Distortion），一般观众难以理解这种偏离自然形态动作的内涵意义，译介者需要专门对这一动作加以翻译和解释来表达其中的意义。一个扭曲的动作往往是决定作品是否具有创新性的关键，而这一关键目标的实现又在于译介者如何对其进行释意，这正是凸显感情张力重心的所在。最后，译介者要在彝族舞蹈动作文化解码过程中达到“信、达、雅”的基本标准，既要表达出动作要表现的基本含义，又要通过文学修饰展示彝族舞蹈的文化语境，将彝族舞蹈深层次内涵融入简单的字词中，通过这一基本标准来实现彝族舞蹈动作文化解码的目的，这显然是一项颇具挑战的工作。

综上分析，彝族舞蹈肢体动作语言解码是译介工作者们在对外译介的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工作，具有操作可行性。因为在符号活动和总体的符号操作之中，翻译被理解为一种操作，一个符号实体被认为与它取代的另外一个符号实体是等同的，它预先认定：翻译行为（Translating）即一个符号实体被另一个符号实体所取代的一系列操作，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即符号实体之中的可彼此替代性或交换性^[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