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翻译介入
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翻译介入，是为对外译介所做的准备性工作，可以分成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两个部分。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理论性准备，即要认清彝族舞蹈的文化价值、对外译介的重要性、对外译介的必要性和了解译介学相关的理论性知识；从实践角度来看，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实际翻译还要确定好译介的主体、规划好翻译的内容、选择好译介的路径和寻找到译介的目标受众，最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理想的彝族舞蹈译介实效。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翻译介入将为受众者在观赏彝族舞蹈表演之前提供第一手了解资料，也为后面的事中和事后翻译介入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彝族舞蹈事前翻译介入策略进行详细阐述，以便彝族舞蹈翻译工作者对事前翻译介入策略的重要性和翻译介入的着重点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好的把握。
（一）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介入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
“译介”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过两种语言间词汇和语法的运用，其本质属于跨文化交流。而本书的“译介”指的是翻译、介绍与传播研究，是在翻译传播学视阈下的彝族舞蹈的对外翻译介绍研究。因此，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需要有扎实的翻译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在本书涉及的研究范围里，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时至今日，翻译学研究的重点已经不是传统的字词句的一一对应，也不再是信、达、雅的诠释和争论。翻译研究的对象也从简单的文本翻译技巧转向到文化翻译。国内学者谢天振认为，翻译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变化，翻译研究的内容也已经发生变化，然而我们的译学观念却没有变化，我们的翻译研究者队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翻译不应该再被看作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翻译的文化语境也已经从口语交往阶段、文字翻译阶段发展到今天的文化翻译阶段，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翻译研究的走向[3]。
第二，翻译是跨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交换活动，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4]。而传播本身就是一个沟通参与的过程，任何信息的传递和交换都可以看作传播现象。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形成了传递关系和交换关系，此关系是动态发展的。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终极目标是传递信息并引发预期的行为[5]。实际上，只要存在信息流动，就存在传播。
第三，现代翻译学所关注的并非真空中进行的文本传播，而是其文化状态的转换与传递，即翻译需要跳出简单的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是否忠实于原文的操作性问题，要将翻译放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去审视和再传播，从这一层面上看，这或许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问题的实质，也是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价值所在。
第四，翻译传播学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范式，较以往的研究范式更能体现出翻译的传播本质。翻译学和传播学两门学科在内在属性上联系紧密，难以分割。研究传播现象及规律的传播学能够对翻译学产生重要启示，同时翻译学也借鉴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建立符合翻译现实的、科学的、系统的翻译传播学理论体系并以此指导翻译实践。翻译就是传播，从传播学视角研究翻译不仅合乎情理，在学理上也是站得住脚的，具有合法性，翻译传播学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此[6]。
（二）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介入需要确定译介主体
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翻译介入主要针对彝族舞蹈本身及其舞蹈所蕴含的文化符号。但是，由于彝族分布较广，彝族舞蹈的种类和表现方式在各个彝族聚居区也有所不同。译介的主体决定译介的内容，对不同地区的彝族舞蹈主体译介也会有差别。例如：凉山彝族舞蹈可以分为三个板块，即民间舞蹈、彝族达体舞和专业舞蹈，单就民间舞又能进一步细分为踏歌类、旋舞类、鼓舞类、武士舞类和模拟舞类，而彝族达体舞和彝族专业舞蹈的细分则更庞大。云南东北地区的彝族舞蹈，其表现形式又可粗略分为集体舞、四人舞、单人舞，就其性质而言，该区域的彝族舞蹈不论是祭祀性的，还是表演性的，娱乐性的，其内容主要表现为丧葬、婚俗、围猎、种植，舞蹈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当前滇区彝族舞蹈主要包括烟盒舞、打歌、刀叉棍棒舞、铜鼓舞、阿细跳月、花腰彝歌舞、罗作舞、四弦舞、跳花鼓、霸王鞭舞和彝剧舞等。而对于黔区彝族舞蹈而言，其特点与川区彝族舞蹈差异不大，较为有特色的是黔西北地区彝族的“撮泰吉”[7]和铃铛舞，它们最大的共性特点在于将彝族社会生活的生、婚、丧三部曲都巧妙地融入舞蹈本身，统一体现了彝族舞蹈的“生活性”。
不同区域的彝族舞蹈有差异在所难免，但这并非我们必须关注的重点，就彝族舞蹈对外译介而言，选择某一特定区域的彝族舞蹈，或选择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彝族舞蹈作为研究主体，形成科学的、可行的和稳定的对外译介策略，以便对所有的彝族舞蹈甚至是其他民族的民间舞蹈有参照意义，有的甚至可以直接适用。本书中笔者着重以凉山地区的彝族舞蹈和部分其他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舞蹈作为研究对象。
由传统舞蹈、彝族达体舞和专业舞蹈组成的凉山彝族舞蹈的全貌是其基本现状，但这些基本认识显然不够，我们仍需进一步挖掘其传承和普及上的现状，这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文化主体是否与时俱进，是否面临传承和发展的困境，能否达到对外译介的基本条件等。凉山彝族舞蹈是生于群众、发扬于群众的文化结晶。它首先是凉山彝族民众自己所热爱的文化，其次才是凉山彝族舞蹈本身的舞蹈动律，即彝族舞蹈文化内容中涉及专业性的、技术性动作要领，最后才是彝族舞蹈的内涵，也就是我们所必须要挖掘出的彝族舞蹈的高低、粗浅、雅俗和精糙之品质。显然，这些才是在对彝族舞蹈译介前我们针对译介主体要完成的系统性工作，同时也是一种“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必要准备。
（三）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介入需要确定译介内容
确定译介内容是彝族舞蹈对外译介事前介入极其重要的一环。由于彝族舞蹈文化具有多样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使得彝族舞蹈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对外译介实践中不可能做到广而多，而是要在有限的文本里最有效地传播彝族舞蹈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因此，如何选择对外译介的内容显然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就凉山彝族舞蹈本身的多元性而言，它多来源于生活并表现出狩猎、耕种、放牧、丰收、战斗等多种形式，这其中又蕴含着彝族的宗教信仰、传统仪式、生活习俗等成分。单就凉山彝族在历史上具有民间风俗特点的舞蹈就可以分为“仪式舞”“风俗舞”“征战舞”和“铃鼓舞”等[8]。就彝族舞蹈本身而言，它还包括动作韵律和音乐搭配等一系列组合因素，仅动律的挖掘和整理就包含十余种，可见彝族舞蹈容纳的成分之多，这也增加了我们对外译介内容选择的难度。就凉山彝族舞蹈的表演者而言，当前有一批优秀的凉山彝族舞蹈艺术家和学者，如国家一级编剧马琳、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沙呷阿依、国家一级编导吉克阿合、国家一级演员吉布阿鸽以及凉山州歌舞团的克惹丹夫、阿尔阿木、海来果果等。这些艺术家和学者们有的专门从事彝族舞蹈文化研究，有的扎根于彝族舞蹈艺术表演，有的投身于彝族舞蹈的创新和创作。这些艺术家和学者同样是彝族舞蹈对外译介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彝族舞蹈成熟度而言，目前有一批已经成型且在国内较为知名的彝族舞蹈，如获得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的《快乐的啰唆》、全国各大舞蹈团体的必演节目《阿哥，追》等，这些成熟的彝族舞蹈文化作品是直接可以作为对外译介的选择对象的。
总之，彝族舞蹈的对外译介的主体内容是多元的和广泛的，包括舞蹈本身、舞蹈服饰、舞蹈音乐、舞蹈文化、舞蹈艺术家和舞蹈的研究者，我们需要找准契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上述主体内容的结合点，灵活把握，有针对性地打造与时俱进的彝族舞蹈文化对外译介产品。本书也将在后面的彝族舞蹈翻译的微观策略章节里，详细阐述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主体内容。
（四）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翻译介入需要选择合适的媒介传播途径
译介中“介”有“在两者之间”的含义，而由此到彼之间是需要途径的。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翻译介入过程需要对“介”进行把关，这也是对译介途径选择的一个过程。美国翻译家奈达从交际学和信息论入手，将翻译看成是语言之间交流信息的一种方式，提出并建立了“动态对等理论”（The theory of dynamic equivalence），并认为翻译应该被纳入传播学的范畴。国内学者吕俊认为：翻译应是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中的一个特殊性质的领域。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的关系[9]。
在过去，彝族舞蹈的对外译介主要还是依托于文字方面的翻译和介绍，以彝族的文学作品为例，一个成熟的文学作品在“走出去”的途径选择上还是以出版、文学代理和书展等一系列途径为主。然而，对以艺术表演为交流方式的彝族舞蹈，用传统的传播媒介方式为载体来进行事前翻译介入已经不合时宜。传统的以文本为媒介传播方式固然可以起到文化传真的传播效果，但是，在艺术类的审美要求和受众群体的直观体验上却不能引起受众群体的关注和兴趣。
在新时期，新媒体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满足了大众的猎奇心理。当前的微博、微信等现代化社交平台工具是文化流量传播最为便捷的工具，也是制作热点的主要阵地，同样也是对外译介事前翻译介入的最有效的译介途径。例如：以全世界粉丝三千多万的惊人数量获得“2019年度文化传播人物奖”的李子柒，西方受众对她的视频赞赏有加的背后，是中国美食文化、乡村文化、人文文化的有效传播。李子柒的视频里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新媒体这一新的传媒途径不仅让李子柒走出国门，也让中国的美食文化、乡村文化、人文文化在新媒体这一传播途径上再一次走出国门，以新的呈现方式再一次让西方受众对当代中国的乡村生活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在这点上新媒体功不可没。现代受众有着强烈的猎奇心理，对于新颖的独特的内容有着较大的兴趣，所以传统文化要根据现代受众的兴趣进行传播。我们在进行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的时候，不能轻视舞蹈事前翻译介入的媒介途径选择，应充分利用好新媒体这一新的传播媒介方式，让彝族舞蹈的吸引力先走出国门。
另外，影视传播也可以作为彝族舞蹈文化对外译介事前介入的一个方式和手段，从彝族舞蹈文化抽象提炼出独具特色的元素加入舞台中间或者加入电影剧情之中，可以专门以彝族舞蹈文化为背景打造出属于彝族舞蹈的专业电影或者是艺术的纪录片，经过事前翻译介入，让影视文化作品中的彝族舞蹈之美在翻译的介入下获得西方受众的理解和关注。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的频繁出现和对受众群体的影响足以说明影视传播途径的有效性。总之，在彝族舞蹈表演形式走出国门之前，事前翻译介入有关彝族舞蹈的相关影视、新媒体视频、旅游介绍、文学作品等，将大大降低受众群体对彝族舞蹈的陌生感和违和感，在事先有所简单了解的前提下去观赏彝族舞蹈表演，也会增加受众对舞蹈非语言符号的综合性理解，对彝族舞蹈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合来看，对于译介途径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但选择何种途径是需要我们全面思考的，我们应该明确选择相关途径的初衷，即我们要在选择占据主流的媒介和平台的传播途径时，将彝族舞蹈文化与之融会贯通起来，努力实现“译”和“介”的目的，这也才能彰显彝族舞蹈文化的价值和魅力，也是彝族舞蹈文化译介契合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应有之义。
（五）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翻译介入需要关注译介的受众
翻译的传播受众研究主要是探究目标受众的类型、特点及其他们的心理、性格等影响其接受译文的诸多因素及译文读者的反馈。传播学认为，目标受众不是毫无能动性地接受传播主体传递的信息，他们常常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需求等主动寻求特定的信息，具有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的特点[10]。彝族舞蹈译介的事前翻译介入也需要对目的语受众进行研究，我们需要在保证彝族舞蹈艺术审美的同时兼顾大众的审美观念，译介可以真实地反映原作，以体现文化艺术的奇巧、美妙与别出心裁，同时也需要考虑受众是否有能够接受的可能，以在文化译介本身与译介受众之间把握一个平衡点，这是统一服务于彝族舞蹈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的。对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受众研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彝族舞蹈对外译介传播需要对目标受众有精准定位，且翻译的信息要符合目标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受众对于信息的接触、理解、记忆和传播的选择性都是不同的。例如，受众中的商务活动当事人、消费者和研究型学者等对彝族舞蹈的观后感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在进行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时候，若想让舞蹈文化信息被受众接收，译介者必须迎合受众的选择性心理、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做好清晰定位。译介的时候一是需要基于文化本身进行深入分析，找出与其他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进行文化自身的定位。如果缺乏以自身特质为基点的主题定位，用以区分其他文化与吸引受众选择，则会因为目标与结构的失衡导致文化传播与传承过程中受众接受度大大降低。二是要做好文化受众的定位。不是所有人都是彝族舞蹈文化的喜好者，且受众的注意力有限，“广撒网”并不能收到较好的传播效果，需要寻找并定位到核心人群，通过对受众消费心理与行为特征的调查与剖析，确定出目标受众在消费彝族舞蹈文化过程中真正的需求所在。三是要结合文化特点，探寻出彝族舞蹈文化与受众之间独特的契合点，再将契合点作为文化传播的第一诉求，进行巧妙的内容创意，表现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而让其在受众心目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定位模糊和缺乏特色的民族舞蹈文化难以让受众产生选择性接触，相反，容易从一开始就被受众抵触。因此，做好事前翻译介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第二，我们在对外译介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移情和共情心理。受众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影响他们的因素繁多：国别、种族、性别、年龄、职业、水平、爱好、经历、追求、心理状态、审美要求等，受众的人文主义共情与转移的精神情感是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对于彝族舞蹈文化艺术的对外译介而言，其受众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影响受众态度观念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受众的期待视野、审美情趣等，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受众的心理效应以及提前对受众的视野期待和审美意识进行深入了解，唤起受众深层次的共鸣与情感体验，满足受众自我认同的需要，激起受众的认同，植入优秀的价值观，努力搭建彝族舞蹈文化与目标受众的对话渠道，进而影响受众的生活与思维方式，以实现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目的性。
第三，彝族舞蹈对外译介还需要满足受众的认知和需求心理。彝族舞蹈对外译介需要把握住受众的认知需求心理，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为中心，去粗取精，好的内容能使受众产生了解欲望，满足其娱乐与充实自身的需求，从而主动感知记忆。同时，向目标受众翻译传播传统文化蕴含的优秀价值观，能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建构传统文化在目标受众心目中的独特而亲切的形象[11]。
（六）预判译介的效果
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受众对信息接受的效果和传者初始动机吻合度高则传播效果好，反之则传播效果不好[12]，显然，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前介入是需要对最终的结果做一个预期的，彝族舞蹈文化内涵只有在有了受众并产生了实际接收时，译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彝族舞蹈对外译介可能收效甚微。
如何做到对译介成果有效的预判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课题，在考虑彝族舞蹈对外译介预期效果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影响译介效果的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包括国家间关系、译入语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源语国家的文化地位、译入语社会对其文化认同度、译者与翻译内容的选择、翻译策略、受众期待、译本传播渠道等，总体而言即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等几大方面。其次，译介的效果从哪一方面进行体现或证明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类似于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我们可以把某一项彝族舞蹈产品在译介过程中获奖的情况、译介作品被外国收录的情况、译介文字作品的销量情况以及彝族舞蹈艺术在媒体被提及的频率等作为有效参考，这也是对译介预期效果实效的一种量化和指标化过程，这种考量不一定是科学的，但是在特定的时空下是值得借鉴的。
总体而言，传播学经验与实践证明，对传播效果的预期能够强化对外译介实践过程中传播的稳定性，在文化之间形成更为高效的相互沟通和互动，这显然对彝族舞蹈对外译介工作的全局有着重要的指向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