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表演和翻译介入的契合的重要性

民族舞蹈译介过程中，舞蹈表演与翻译介入的契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民族舞蹈在表演时是一个动态展示的过程，而翻译介入相对属于静态的实践，那么这里所提到的“契合”更多的是指达到一种动静均衡的状态。近年来，民族舞蹈在舞台化方面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其体系化、科学化和艺术化实践得到广大观众的推崇，这为民族舞蹈的传承与外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就民族舞蹈译介当前的发展现状而言，我们不得不把目光瞄准舞蹈表演与翻译介入这一问题，两者能否实现契合是民族舞蹈是能否成功实现外宣实效的关键所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族舞蹈译介作品大都是较为成功的典型，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背后存在的民族舞蹈表演与翻译介入的契合性问题。因此，在民族舞蹈译介越来越呈产业化趋势的今天，探讨如何在译介过程中实现舞蹈表演与翻译介入的完美契合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各民族舞蹈文化有着悠久的发展和传承的历史，当前注重兼容和创新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舞蹈表演令观众们耳目一新。而且，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地位的上升，文化领域的交流也愈发频繁，越来越多的翻译工作者们期望将中国的民族舞蹈表演文化艺术传播到海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走出去”的共同梦想。但在民族舞蹈表演与翻译的介入方面如何具体的实践操作也是译介者们面临的共性问题。良好的翻译介入是民族舞蹈表演实现外宣的前提，也是其能真正走出国门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舞蹈表演与翻译介入的内涵基础，厘定其现状和困难，对两者未来的契合与发展进行预设与展望。

（一）民族舞蹈形式多样性对译介提出挑战

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民族舞蹈表演形式多样，这为翻译介入增加了难度。民族舞蹈多是模仿生产劳动时的动作而成，仅仅在民间存在的舞蹈形式就数不胜数。单就彝族舞蹈而言，其中有专门模拟动物形象的斗鸡、斗羊舞，有与战争相关的跳钗舞、刀舞，庆祝大丰收的大鼓舞和兼具杂技特色的高跷舞等。彝族舞蹈还时刻伴随着其文化内涵的展示，在彝族人日常生活中会涉及祭祀祖先、祈求丰收，这就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如常见的木鼓舞、铜鼓舞、羊皮鼓舞等都是属于这类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仪式舞蹈中舞蹈表演者的身份特殊，传统的仪式舞蹈表演者多为“毕摩”^[7]和“苏尼”^[8]。如果再梳理其他少数民族舞蹈的内容与形式，那就更加丰富多元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舞蹈表演者的身份区分跨越了传统的规则限制，一些专业的舞蹈编创者和民族舞蹈表演者同样可以用娴熟的技艺展示这些舞蹈的文化风采。但是，就民族舞蹈翻译介入而言，当前舞蹈译介的本土参与者并不占主流，民族舞蹈表演和译介研究的外来学者较多，这就造成了在民族舞蹈翻译介入过程中，往往注重宏观层面的整体性，而忽略了微观层面舞蹈表演的诸多细节。而真正要实现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成功，则需要具有多方面专业知识的译介工作者的共同参与。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以某一特色民族舞蹈翻译为发展的典型，形成标杆效应和示范效应，就能带动其他民族在舞蹈文化翻译发展层面迅速成长。

（二）舞蹈译介中表演与翻译介入存在技术困境

民族舞蹈译介并非简单的文本翻译，其过程具有一定复杂性，舞蹈表演与翻译介入存在一定技术性困难。在译介者对民族舞蹈表演进行书面翻译或者是现场翻译时，对其专有的舞蹈动作、名称和文化涉及的词汇，在翻译方式选择上很难达到统一化。比如说，翻译人员将有些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语言进行了直译，但是这些语言在目的语语言中是缺省的，这就不能准确地表达表演中所展示的原汁原味的内容，如果没有专门的标注或释意，很难达到舞蹈表演文化内涵的完整传播。

以简单的品茗文化为例，很多研究工作者会将品茗的“品”字翻译成“Savor”，其实这是不准确的。通过查找英语国家的词汇资料，就会发现并没有“Savor Tea”之类的表述，同时还发现英语国家的人们是用“Sip”和“Tea”搭配使用的，这其实与民族舞蹈表演中出现的问题本质是相似的。民族舞蹈表演的翻译介入追求的是翻译能生动而准确地表达舞蹈的特点，并符合目的语本身的语言特色。当然，民族舞蹈的翻译介入还会存在信息缺失或是意思扭曲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其文化内涵的表达。例如，目前部分翻译介入存在不能体现“源语文化”^[9]，忽视“翻译的美学”等问题。

总之，舞蹈表演和翻译介入的契合是舞蹈译介的关键，如何实现两者契合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主题。尽管民族舞蹈表演与翻译介入之间存在一定技术问题和难度，在人才需求方面也亟须补足，但这并不能阻碍民族舞蹈译介的发展与未来走势。只要我们深入把握舞蹈译介现状，强化舞蹈文化译介者的专业性，采用适宜的翻译技巧，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族舞蹈与翻译介入的契合，进而准确且生动地翻译民族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