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中翻译介入

彝族舞蹈对外译介需要事中翻译介入，译介的事中参与最能体现出翻译的本质特征，这一过程在于强化翻译的现实性表现和引导参与。彝族舞蹈对外译介事中介入即是在彝族舞蹈表演过程中的翻译介入，这样的翻译介入可以是文本形式的翻译介入，也可以是屏幕展示的翻译介入，就其目的而言都是更好地让彝族舞蹈在受众观赏过程中得到最大化的理解和接受，避免受众的误读。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形态的肢体语言，比如，西班牙人的动作中流露出骄傲、抗争，日本人的肢体语言中流露出刻板、拘谨，意大利人的肢体语言则奔放、热情，英国人的肢体语言表现绅士风度，非洲人的肢体语言表现出天然的节奏感，等等。这些肢体语言中积淀下来的姿态，是人类身上最为长久稳定的东西，反映出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内心状态。彝族舞蹈这一中国民族舞蹈，其肢体语言也必然表现了这一民族的生活环境和呈现出的稳定的心理状态。萨姆瓦在《跨文化传统》中对非语言传播进行了界定，认为除去语言以外的一切刺激皆可为非语言传播，由此出发，非语言符号即是指囊括视听触觉在内，不包含自然语言符号的符号系统^[13]。目前，许多研究认为人们互动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有70%是通过非言语获得的，语言传播只占传播总量的30%。但是，非语言符号作为本地文化的重要载体，往往会带有隐含性，这种隐含性是只有长期处于此种文化氛围中才会理解的“文化密码”。非语言符号中存在着象征符号，代表某个抽象的意义，并且它往往是某种特定文明的结晶，跨文化传播是指在不同国家、民族或者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进行的人际交流和信息传播的行为。而符号是跨文化传播能够顺利进行的介质，它在世界上任何传播活动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4]。因此，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中翻译介入，是为了更好地解码彝族舞蹈的“文化密码”，使非语言符号的象征符码、抽象意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达到有效沟通和传播。

同其他社会实践形式一样，译介实践是译者根据自身的素质进行主观能动自由选择翻译的过程。它既可以看作是对译介对象的一种迎合，又可以表现为与异质文化的反叛差异，这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对现实译介事实的诗性把握。显然，在深刻领会译介的这一特性之后，我们不能任由译介者们在实践过程中发散性行动，事中翻译介入除了关注翻译介入的质量和有效性，还需要引导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注重翻译对社会的“沉思”，对抽象文化和现实文化的辨认和“尺度”把握。事中介入涉及的控制纷繁复杂，但真正需要介入的是对译介出发点的核心位置进行控制，即彝族舞蹈文化的译介者们，抛开翻译技术层面问题，译介者们的意识形态偏好是彝族舞蹈文化对外译介的决定因素，这是彝族舞蹈对外译介事中参与的本质所在。

在对彝族舞蹈的对外译介事中翻译介入过程中，译介者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首先，需要将译介过程中翻译的基本理念和性质传递给每一个译介工作者，翻译是认识文化的活动、再现文化的活动、文化补偿的活动、文化再叙述的活动和文化转换的活动，这一过程与译介发生的环境密切相关，表现译介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其次，需要引导译介者正确地把握翻译的立场，这实际上就包含了一种“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内涵，就是引导译介工作者们在实践过程中让彝族舞蹈文化艺术脱离理性主义决定论的范畴，引导译介者“自为”而非“自在”的实践，使他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的内涵，简单的译介行为不仅仅是艺术行为，还关乎社会，关乎政治，它是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是基于宏观层面上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来决定的。再次，译介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中包含译介者对社会现实的把握，这就需要引导译介者们从社会情景出发，对译介的处境和动机加以认识和描述，译介者本身是彝族舞蹈文化的理解者才能更好地传播彝族舞蹈文化，否则就容易陷入“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困境。最后，要引导译介工作者们在基于认清文化的“本位”前提下，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和宿语文化的威望，从译介者的主观信仰、价值追求和对社会制度的认知基础上开展彝族舞蹈文化的对外译介活动。

综合来看，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事中翻译介入实质上是一种“忠实”与“介入”之间的博弈，这也是一个怎样看待彝族舞蹈文化对外译介内涵的问题，即对外译介到底是忠实于“文本意义”上的传播，还是认为译介是以“历史意义”的形式表达，抑或是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的问题。一般来说，翻译活动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特别是对外传播性质的翻译活动，其目的性更强。翻译活动的目的是将源语信息传递到目标受众，满足他们对特定信息的需求，也常常试图在知识、态度或行为等方面对他们施加影响^[15]。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目的则是让彝族舞蹈和民族文化“走出去”，让目标受众在舞蹈观赏的同时，被中国优秀文化吸引，对中国核心价值观产生认同感，从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在这样的对外译介目的下，对外译介的事中翻译介入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