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舞蹈对外译介扶持政策不足
政策属于政府行为，就扶持政策而言，与之相关的更多是涉及产业方面的扶持，也可以说政策扶持实质上是以产业为单位来实施的，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产业扶持政策”。那么，舞蹈译介是否涉及扶持政策，或者说是产业扶持政策呢？答案是肯定的。就以彝族舞蹈为代表的民族舞蹈对外译介而言，最初可能仅仅是属于一种彝族文化外宣的行为，或是一种个人或组织形成的小规模活动，这一时期可能不是太符合“产业”的特征。但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走出去”战略目标的提出，基层少数民族文化外宣工作逐步得到重视，彝族舞蹈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其译介实践也开始从“民间阵地”转向“官方阵地”，这也就为彝族舞蹈译介形成“产业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那么，此时再提出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扶持政策，是有一定科学性和必要性的。
当前，我国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重心集中表现在舞蹈文化的翻译方面，其相关政策也主要存在于翻译政策。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翻译市场的规范性作出了努力，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与法规，如《翻译服务规范》（2003）、《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2003）等；在翻译市场准入机制方面设置了一系列专业的资格考试，如2003年推出的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2008年推出的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NAETI）等。虽然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政策与规范上作出了努力，但距离建设有序、良性发展的翻译市场格局仍有一段距离，如以彝族舞蹈为代表的民族舞蹈翻译，当前仍处于构建产业化、市场化的初级阶段，一方面是人才、资金等资源性的供给缺乏，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各级政府在政策层面上的支持与推动的不足。
在国内，关于翻译政策的研究在学术界并非热点。最早提出“翻译政策”的学者是刘宓庆[1]，在这之前更多是以“翻译批评”作为代替，翻译政策在翻译研究框架中长期缺失，理论层面的缺位导致实践层面的举步不前，民族舞蹈文化译介实践层面涉及的翻译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出现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翻译政策”本身是舶来品，其最早由美国人詹姆斯·霍尔姆斯[2]定义。他在研究“翻译政策”时只将其界定在翻译学者对社会中涉及翻译问题的建议和翻译在外语教学中的任务与地位两个方面，两者所处领域的差异性和研究深入程度的不足，加上忽略政府在政策层面上的重要功能，导致“翻译政策”未能真正发挥实效。
第二，近年来翻译研究领域的专业术语发展迅速，出现了一系列近似于“翻译政策”的研究范式，如赫曼斯（Hermans）（1996）曾研究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行为的“规范”（Norm）问题，而“规范”的内涵在某些方面与“翻译政策”似有交叠之处。也有学者认为“翻译政策”是政府独有的浅层次实践，专门去研究的实践性意义及影响性不足。
第三，翻译学科本身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仍有很多未知领域有待研究者探索，该领域出现暂时的不均衡现象也是自然的。随着翻译研究语境的不断拓宽，翻译研究在继“文化转向”之后，正从“社会学转向”形成“翻译政策”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随着中华民族文化对外译介的发展成熟，与译介密切关联的翻译政策重要性将很快受到应有的关注。
民族舞蹈对外译介政策作为翻译政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需要顶层设计的关照。因此，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为对外译介建设服务的翻译政策十分必要。以彝族舞蹈对外译介为例，随着彝族舞蹈译介的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以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大势所趋，一大批优秀的彝族舞蹈作品正蓄势待发、跃跃欲试，彝区基层对文化对外译介相关扶持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政府资源等亟待补充，然而与现实中的扶持政策紧迫性需求相比，彝族舞蹈对外译介扶持政策仍属于边缘性课题。尽管如此，面对彝族舞蹈对外译介亟待实现自我完善和突破的现实，从理论上厘定扶持政策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已是当务之急。况且，彝族只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员，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存在大量优秀的舞蹈文化需要实现对外译介。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我国民族舞蹈对外译介扶持政策的整体客观需求进行论述。
（一）加快推进和完善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政策扶持是当务之急
中国民族舞蹈源自人们传统的生活，承载着独特的地域风情、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底蕴深厚的历史沉淀，以其鲜明的特色和持久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民族舞蹈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其文化性与功能性方面：一方面，民族舞蹈点滴的动律之间都透露出朴素鲜活的生命活力，自成一派的生活表现方式与承载的社会演变历史，是人类生命力的一种象征；另一方面，民族舞蹈发挥出提升和满足人们审美能力、民族价值观和文化素养等多元化的精神层面需求的功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一个具有自身独特艺术风格、符合当代社会审美取向的民族舞蹈，要立足于全世界种类繁多的艺术形式之中，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舞蹈文化除了面临自身传承的困境，还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国家舞蹈文化的冲击，其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威胁。因此，加快推进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政策扶持就很有必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具体措施：
第一，基层部门着力壮大民族舞蹈译介产业的整体规模，培育和引进一批有实力、有市场前景、有牵动作用的单位、组织或企业，增强民族舞蹈文化译介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第二，强化中高层政府部门的政策设计，将包括民族舞蹈译介在内的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民族地区中长期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谋划、合理布局，加强对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引领，从而带动少数民族舞蹈文化译介的长足发展。
第三，强化当前已有相关政策扶持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如通过出台《关于促进民族舞蹈译介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扶持政策，建立区域性民族舞蹈译介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库，形成先行先试的示范基地，以带动和引领周边民族舞蹈文化的外宣产业发展。
第四，基层政府有针对性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国内外知名译介文化企业落户民族地区，促进各个民族舞蹈文化译介产业的繁荣发展。同时，加强少数民族舞蹈译介的品牌建设，着力加大包括民族舞蹈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宣传力度，打造知名的文化译介产品和文化企业品牌。
推进民族舞蹈译介发展迫切需要持续拓展和完善扶持政策，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在我国并非学术界热门领域，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相关研究也是零零星星。我国的翻译研究一直集中在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等翻译领域。就应用翻译领域而言，自1986年以来涵盖了品名/广告/商标、旅游/展馆介绍、经贸/商务、法律文献、专业术语、社科文献、科技文献、工程资料、新闻外宣、医学文献以及公示语翻译等，显然艺术主题不在其中[3]。而作为艺术表演的民族舞蹈翻译研究更是被置于边缘场域。从整体上来看，民间对民族舞蹈文化对外译介推动力是微乎其微的，这时官方层面注入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彝族舞蹈对外译介为例，彝族舞蹈文化的国内研究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学术层次还是实用经验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对外译介方面，其发展仍欠缺足够的驱动力。从政府的扶持政策方面着手是当前较为实用的手段，政策的引导与民间资源的组合能够有效地推动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发展，而借助已有的政策扶持，当前一系列优秀的彝族舞蹈作品得以走出国门被世人知晓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的长远发展需求来看，尽管民族地区存在与民族文化传播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在规范翻译市场和提升影响力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扶持的力度仍略显不足，尚不足以驱动中国民族舞蹈对外译介向更高层次发展。
因此，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政府对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政策扶持，民族地区政府有必要出台一些有利于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扶持政策，使其改革和发展有政策可依，并在提高自身效能的同时，带动和影响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产业，形成系统化、规模化的发展，使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相关的各项事务都纳入政策化的轨道上来。
（二）形成有利于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长效机制是必由之路
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相关扶持政策需要具有持续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才能助推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长效发展。具体来说，推进民族舞蹈译介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机构、组织和构建科学的财政扶持机制。机构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民族舞蹈译介的发展在缺乏人力与财力的前提下很难得到真正的实践实效，只有通过健全的机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才能够更快地让文化产业实践落到实处。就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的发展而言，政府层面有专门的文化产业管理的部门，但没有专门针对彝族舞蹈对外译介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更没有明确的相应的职责划分，其他民族舞蹈对外译介基本处于同样的处境。
那么，在当前行政制度下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处理好民族舞蹈对外译介长效机制构建的问题：一方面要克服基层文化管理部门内部的问题，如权力交叉、多头管理、无人负责、推诿扯皮等行政低效的困境；另一方面，还迫切需要民间的第三方组织的介入，通过政府扶持的方式与之合作运营，这就涉及健全政府管理职能、理顺基层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明确各机构组织之间的职责、加强监督与评估等一系列活动。
另外，财政支持是保证其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的资金多来自高校科研经费、私人投资以及第三方组织的自筹或贷款，这并不足以支撑民族舞蹈对外译介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有必要从政府的扶持政策层面入手，通过政府扶持构建相关的财政补贴机制，为从事该领域的一线科研、译介和艺术工作者们提供必要的资助，以减轻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的财政压力，促进民族舞蹈对外译介尽快实现“自我造血”功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进而有效助推民族舞蹈文化发扬光大。
具体来说，我国目前需要两种前瞻性扶持政策来保障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发展：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宏观政策主要关注民族舞蹈对外译介的基础建设问题，比如舞蹈对外译介的质量评估标准及流程、译名的统一、市场的规范、翻译学术研究等；微观政策则着重解决与民族舞蹈译介相关的具体问题，如译介主题、翻译基金的设立、翻译奖项的评选等。综合来看，民族舞蹈译介对政策扶持的迫切需求正反映出其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也凸显其最终实现民族文化“走出去”这一目标的道阻且长。我们这里强调政策扶持，正是基于即使民间层面用尽全力仍无法补足的缺憾而寻求解决路径。当然，我国民族舞蹈译介归根到底是“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发展过程，政策扶持仅仅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最终的实效仍然在于受众对民族舞蹈译介成果的接受和认可，这是我们每一位舞蹈译介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努力的目标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