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视角下彝族舞蹈对外译介
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中的“译”指的就是“翻译”，如何通过有效的翻译把彝族舞蹈文化传播到国外，也是彝族舞蹈译介研究工作者们要研究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翻译学的视角来探讨翻译在彝族舞蹈对外译介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以及在怎样的传播目的下进行翻译的问题；并在后面两个章节中重点阐述彝族舞蹈具体有效的翻译策略。
事实上，中国舞蹈翻译活动早从1949年开始开展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翻译活动始终伴随着中国舞蹈事业，见证了舞蹈学科不断成长的过程，也不断充实着中国翻译史的书写历史。经过“三代舞蹈翻译工作者”[39]的执着与努力，中国舞蹈翻译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展现了自身的时代性和规律性特征，构筑了特殊的“翻译场域”[40]。尽管如此，在中国舞蹈翻译的历史中，却并没有把彝族舞蹈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进行其对外翻译的研究，而是囊括在民族舞蹈系列进行简单的概述。在具体实践效果中也不难看出，离开了翻译理论的指导，彝族舞蹈对外翻译就如同“无根之木”，很难在国际文化大舞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以印度舞团Nrityagram为例，它被西方视作印度21世纪舞蹈的完美代表，深受国外观众喜爱。Nrityagram把印度文化通过舞蹈表演的方式有效传播到国外，除了舞蹈编排和舞蹈表演者的巨大贡献以外，翻译自然也是功不可没的，不得不说这是民族舞蹈对外传播的成功案例。正如国内学者唐坤所说：虽然亚洲的舞蹈“翻译”有成功范例，也有各种误读误译，颠覆了观众对该语境下表演者所持“传统”的预期，但它们让我们重新思考在全球舞台上各种文化力量进行重组的可能性，不同的舞蹈实践也会改变人们对本国文化与全球关系的理解。翻译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翻译，避免误译，却是我们可以做的[41]。可见，彝族舞蹈是否能有效对外传播是和翻译的效果紧密相关的。
我们对翻译（Translation）的理解从翻译是指首先从语义上，其次也从文体上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在译语中再现源语的信息，到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已经变成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42]。探讨翻译行为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的研究称为翻译研究，翻译指的是翻译行为或过程，两者有严格的区分。对各类文献做综合研究，以求其共同规律的翻译学科，叫作普通翻译学，亦称一般翻译学[43]。从翻译学视角来研究彝族舞蹈对外译介，要以跨文化传播为目的，运用翻译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翻译策略的初探。
国内学者麻争旗在《译学与跨文化传播：对翻译的根本反思》一书中就尝试运用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对翻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44]。金慧康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传递、交谈和融合的过程[45]。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吕俊就提出“翻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的观点，并指出传播过程的七要素，即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向谁传播、传播的目的是什么、传播在什么场合下进行、传播效果如何，构成了翻译过程的整体，各个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和制约。他为翻译的传播学研究勾勒出了研究的基本内容框架[46]。翻译传播学视角下的彝族舞蹈翻译的本质其实就是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彝族舞蹈对外翻译发生的本源，彝族舞蹈对外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产物和手段，离不开彝族舞蹈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与其把彝族舞蹈的翻译视为一种跨语言的转换活动，不如把彝族舞蹈对外翻译看成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或交流活动更加确切。事实上，彝族舞蹈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将彝族舞蹈艺术活动所包含的一系列文化符号所传递的信息用目的语的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跨文化的交际、交流和传播的行为。
综上，彝族舞蹈对外翻译在以跨文化传播为目的，翻译传播学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需要把握好翻译的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翻译突出民族文化的特色，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播效果。彝族舞蹈表演动作、服饰道具、音乐等组成了能表达彝族思想文化的彝族舞蹈的话语体系。从话语体系建构的目的来说，彝族舞蹈文化话语体系在翻译过程中，即便是承载民族文化的语言发生变化，民族文化内涵同样需要在目标语中得到强调，并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因此从翻译方面来说，彝族舞蹈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自然需要对民族思想文化进行强调，保留民族思想文化内核，在此前提下，翻译路径下的彝族舞蹈文化话语体系翻译才能在目的语中有效传播彝族文化内涵。要实现这个目标，在彝族舞蹈文化话语体系建构过程，首先需要对彝族思想文化的内涵进行提炼，在此基础上，再选择合适的语言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来表达，只有这样，话语体系建构才能真正体现彝族思想文化内涵，形成以民族思想文化为内核的根本，彝族文化才能借助翻译来进行民族思想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如何避免同质化现象，保护民族文化的民族特性，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是我们尤其要注意的问题。不可否认，翻译的可读性需要考虑目的语受众的可接受度，但是，一味地“模仿”和“复制”只能让具有民族特色的彝族舞蹈变成“中国式的芭蕾”，而丧失其朴实之美、粗犷之美和尚色之美，让彝族舞蹈的文化对外传播大打折扣。
对彝族舞蹈的翻译是对彝族舞蹈及其蕴含的民族文化的其他语言表述，对于目的语受众来说，彝族舞蹈及其文化是和本国舞蹈及其文化体系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对于彝族舞蹈翻译的关注是可以带给观众或者读者新的知识信息，拓展其知识视野的，目的语受众能借助彝族舞蹈文字翻译的窗口认知彝族文化。由此可见，目的语受众所要了解认识的是彝族舞蹈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这样的民族文化是可观可理解的，不是臆造的。这就意味着在翻译彝族舞蹈及其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保留民族文化的特色，使翻译文本中有关民族文化的信息传递尽可能真实，做到文化负载词的“文化传真”。一方面，要从文化负载词的应用来实现，在彝族文化中必然存在和目的语体系不一致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词汇，在对相关现象和词汇进行翻译时，要尽可能地选择民族文化体系中有关此种文化现象和词汇的表述或解释，对在目的语框架语义下缺省的词汇采取多种翻译策略有效结合的方式，不搞纯“归化”和纯“异化”的绝对化的翻译策略；另一方面，需要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对比研究，对一些舞蹈动作类的词语翻译，尽可能参照国际标准，用通用的国际化范式进行翻译。此外，还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应用民族特殊的语言方式，如短句格式或诗歌格式等，以语言形式方面的差异化来凸显民族文化的民族特性。
第二，译文文本的可读性。所谓译文文本可读性，指的是译文文本在目的语受众中的可接受度。好的翻译文本势必会得到目的语受众的青睐，增加彝族舞蹈文化在异语国家的接受度。然而，在翻译过程中，由于翻译者的专业背景和文化素养，以及语言内涵的理解偏差等问题，对舞蹈文化的不同理解和翻译必然产生文化失真的问题，继而会导致彝族舞蹈翻译出来的效果大有不同。而从彝族舞蹈话语体系来说，其本质上要通过舞蹈话语体系建构发出彝族文化自己的声音，避免外界对彝族文化的误解或歪曲，翻译中出现的失真问题很容易使彝族舞蹈话语体系的建构意图被消解，从而达不到有效传播彝族舞蹈文化的目标和意图。当翻译作为彝族舞蹈文化对外传播的手段被使用时，翻译便与受众所乐于接受的媒介方式产生了关联。读者、听众、观众、网民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接受信息，同样的翻译材料在翻译成目标语被应用在不同的媒介中时，应具有不同的文体特征，以适应其接受习惯。适合于读者看的译文与播放的录音译文及与画面相结合的配音脚本，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上应有所不同，在选词、句子长度等方面需要格外斟酌，才能满足不同媒介受众的接受习惯而易于被接受。
彝族舞蹈交流演出成功只是彝族舞蹈文化走出去的其中一步，要让彝族舞蹈翻译后的文本能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受众的认可和肯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走出去”。这不仅要有相应的翻译策略，还需要在翻译之前考虑到目的语受众的特征和需求，使翻译出来的文本更大程度上吻合受众的目标期待，即彝族舞蹈文化翻译更加合乎目标语受众的想象和审美习惯，这样才能增强受众对翻译文本的认可。彝族舞蹈文化作为民族性文化，走出去的意义对于彝族文化存续发展而言尤为重要，但其在文化习俗、语言词汇、文化特征等方面和国际大众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使得受众对于彝族舞蹈翻译文本的理解接受难度较大。
因此，要使译本的可读性适应目的语受众的理解力，单独的一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是不行的，只靠国内翻译者来完成也是不合适的，彝族舞蹈文化“走出去”需要一个由中外译者和中外文化学者构成的译者群体，并采用多种翻译办法的结合，才能高质量地完成翻译工作，做到译本在目的语国家的“可读性”。
第三，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是提高彝族舞蹈对外传播有效度的前提保障。国内学者徐敏慧认为：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在翻译场域内是互为因果、互相推动彼此形成的关系，二者的完美配合才能推动翻译场域的良好运作。译者惯习弥补了翻译规范对个体差别化研究的欠缺，是对翻译规范的补充和完善。而翻译规范则是社会力量作用于译者个体的体现，可能并不存在于译者的思想体系，却是构建译者个人惯习的重要影响力。译者惯习研究是对翻译规范研究的扩展与延伸，将描写翻译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与广度，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接近翻译的本质属性[47]。
彝族舞蹈翻译在规范化问题上显然还做得不够，笔者在整理现有的彝族舞蹈对外翻译文献时就发现，彝族舞蹈的翻译可谓五花八门。比如彝族舞蹈的名称翻译，有汉语拼音直译的，彝语发音直译的，还有汉语意译的。如彝族舞蹈《葫芦笙舞》，英文翻译为Hulusheng Dance；《三步烟盒舞》，英文翻译为Three-step Tobacco Case Dance；《阿细跳月》，英文翻译为Asi Dance Under Moonlight。不光彝族舞蹈的名称翻译有这样的现象，其他民族舞蹈的翻译同样如此，比如说苗族舞蹈《花腰带，长哟长》，英文翻译为Flower belt，Long yo long。在这样乱象丛生的民族舞蹈翻译市场下，不仅不能让国外受众感知中国民族舞蹈文化，还会对译介工作者造成困惑，不知道到底以怎样的标准来翻译，彝族舞蹈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也会在这样的乱译中流失，引起目的语受众的误解。彝族舞蹈的专有名词翻译属于应用翻译的范畴。应用翻译（Pragmatic Translation）又称实用翻译（Applied Translation），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其特点是实用性强、应用面广，范围几乎涵盖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囊括了除文学翻译以外的所有作品。近年来，我国从事应用翻译的人越来越多，但由于翻译规范还没有建立等原因，应用翻译也存在很多问题。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翻译层出不穷[48]。
因此，为了提高彝族舞蹈对外传播的效度，彝族舞蹈专有名词翻译的规范化不可避免。规范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49]。针对我国民族舞蹈（包括彝族舞蹈）专用名词译名不统一的情况，职能部门非常有必要出台相关措施使民族舞蹈翻译名称规范化，使民族舞蹈名称翻译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同时与国际接轨，彝族舞蹈专有名词翻译的规范化对于促进民族舞蹈文化的对外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指出，翻译规范既包括宏观的、左右译者在源语和目的语系统之间进行选择的初始规范（Initial norm），又包括微观的、涵盖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的具体翻译规范，这些规范反映某一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影响译者对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的选择实际上是对规范的选择[50]。翻译具体到译者惯习来说，会因为译者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文化素养等社会经验及其早期翻译活动中形成的认知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着译者行为，使其翻译选择并非总是有意识的、目标明确的策略性选择，而是长期习得的特殊惯习的结果。比如说，历史学家金介甫在翻译《边城》时就表现出了历史学家尊重史实的特点，对译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他都加注解释。文学翻译研究学者曹明伦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能让人明显感受到文学格律、韵律和结构的诗性美。因此，对于彝族舞蹈翻译工作者的文化素养要求，除了具备相关翻译理论基础知识的教育背景以外，跨学科的背景知识了解，多元化文化视野的格局都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相关部门和高等院校也需要设立一个跨学科的翻译研究专业和相关课程，构建结合艺术学、民族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的新型专业学科体系，为民族舞蹈对外翻译培养和储备人才。
【注释】
[1]约瑟夫·奈于1990年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软实力》一文，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从而衍生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
[2]童世骏.文化软实力[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3]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王一川.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年鉴（200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10]洪晓楠，邱金英，林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提升战略[J].江海学刊，2013（1）：202-207.
[11]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报告（201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2]洪晓楠，邱金英，林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提升战略[J].江海学刊，2013（1）：202-207.
[13]祁述裕.我国文化建设的重点难点和破解思路探讨[EB/OL].（2012-10-04）[2018-09-25].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nfqq70101ahj1.html.
[14]章一平.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J].现代国际关系，2006（11）：54-59.
[15]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何小东，盖玉云，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16]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7]张冯.NBA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契合与背离[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3，33（6）：46-48+72.
[18]袁金宝.武术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内涵及提升路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5）：50-56.
[19]黑力.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乐剧——以纳西族记录式原生歌舞乐剧《依古纳西》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27-133.
[20]宋俊华.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文化遗产，2012（1）：1-5+157.
[21]文化消费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全球化的特征。
[22]洪涛，毛中根.文化消费的结构性与层次性：一个提升路径[J].改革，2016（1）：105-112.
[23]赵玉宏.影视产品跨文化传播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
[24]王永友，史君.“文化共享”理念的理论演进与实践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49-156.
[25]申楠，李明德.“传播”的本质及其对传播学建构的意义[J].人文杂志，2019（7）：115-121.
[26]王廷信.为何要研究艺术传播学？[J].艺术学界，2009（2）：231-233.
[27]单永军.艺术传播学的对象和方法[J].艺术学界，2009（2）：238-239.
[28]刘翠霞.传统艺术形态的视觉化传播[J].榆林学院学报，2005（2）：46-49.
[29]周宪.从形象看视觉文化[J].江海学刊，2014（4）：177-185.
[30]王庆军，方晓红.跨文化对话：中国传统体育国际化的障碍与超越[J].体育科学，2010（6）：14-19+37.
[31]刘建.无声世界的符号——舞蹈身体语言[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0（1）：46-51+12.
[3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3]陈炎.创新与跨越：美学研究的三种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2016（6）：170-185+207-208.
[34]萨克斯.世界舞蹈史[M].郭明达，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
[35]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6]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7]周庆山.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8]梁益军，邹红，李舒雅.大众传播模式视角下我国冰雪运动文化传播策略[J].体育与科学，2018，39（6）：49-54.
[39]欧建平按师承关系对我国当代舞蹈翻译工作者（包括专业舞蹈译者和从事过舞蹈翻译实践的舞蹈工作者，不含港澳台地区）进行的划分。
[40]1998年，翻译界学者Simeoni提出了“翻译场域”（Translation Field）这一概念，但他从译者群体“屈从”（Submission）和“隐身”（Invisibility）同质性的视角，否认翻译场域的存在。文化学者Sela-Sheffy（2005）基于对以色列译者群体的实证研究，从社会文化作用于译者所产生的异质性视角，肯定了翻译场域的存在。国内外学者如Gouanvic（2005）、Hanna（2005）、邵璐（2012）等运用实例，描述了具体的翻译场域。唐芳（2012）认为，应借鉴Sela-Sheffy的研究方法，对特定时空内的翻译活动进行实地考察，用数据来论证翻译场域。
[41]唐坤.为“翻译”而创——不能承受的亚洲舞蹈之轻[J].舞蹈，2019（1）：30-32.
[42]王克非.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4）：45-48.
[43]黄忠廉，方仪力.基于翻译本质的理论翻译学构建[J].中国翻译，2017（4）：5-10+128.
[44]麻争旗.译学与跨文化传播：对翻译的根本反思[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45]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46]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2）：40-45.
[47]徐敏慧.从翻译规范到译者惯习：描写翻译研究的新发展[J].中国翻译，2017，38（6）：11-17+129.
[48]张秋阁.试谈应用翻译的规范化[J].理论观察，2010（2）：143-144.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0]Gideon 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