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理论的中外历史界定
“文化软实力”理论最早由约瑟夫·奈[1]提出，按照约瑟夫的理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强化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规范和制度资源等，造就使得其他国家趋向于仿效并界定利益的一种情势。就文化本身而言，任何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一方面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多重复合体增添了色彩，另一方面也为其他民族的成员贡献了可以分享的财富[2]。显然，文化本身具有柔性的力量，可以在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分享传播。
（一）西方文化哲学中的文化软实力思想
西方哲学中的文化软实力思想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哲学伦理到亚里士多德实践伦理，从道德实践到技术实践，从技术理性到价值理性，从文化危机到文化自觉，西方哲学中对文化哲学的探索从未停止脚步。总体来看，西方文化哲学是从文化的视角反思社会历史发展与现实，其主要的理论特征表现在从人类文化或者文明的演变过程去阐释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这一过程。将社会历史置于文化层面来进行剖析，形成西方人对哲学和文化的认知，基于这一实践对人类社会反复审视，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历史观。
西方的文化哲学将人分为“自然的人”和“文化的人”，人与文化是相互生成的关系，人自己创造物，就是文化[3]。例如，在康德的文化观中，文化具有三个维度，即人与自然、人、文化，文化的作用在于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张力问题并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文化在人的主体建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黑格尔看来，文化就是精神，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当然，哲学领域对文化哲学的探讨并不仅限于此，泰勒、摩尔根、本尼迪克特、马林诺夫斯基等哲学思想家都对文化有着独特的认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西方哲学中的文化观是生于西方服务于西方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文化思想的理性借鉴。
下面，笔者对安东尼奥·葛兰西、亨廷顿和约瑟夫·奈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文化思想伦理进行阐述，以此揭示西方文化哲学中的文化软实力思想的内涵。
1.文化领导权思想
“文化领导权”又称“文化霸权”，首先由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这一思想为后世文化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内容在于以“文化”统治社会。统治者不能仅仅依靠暴力和强制力来统治世界，要获得长久且牢固的统治权，需要强化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对政治权力的巩固和维护作用，这一重要思想观点被广泛接受并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所开创的这一思想是在1929年到1935年期间因革命运动入狱时完成的，他完成了近3000页的《狱中札记》，其中包括了哲学实践思想、建党思想、国家学说、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和文化领导权思想，这些思想既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发展，又是一种原创的政治探索，其独到而前卫的个人思想与国家命运和工人阶级命运相连，引领着意大利共产党前进与发展，对整个学术界同样有着极强的指导价值。可以说，文化领导权思想是来源于无产阶级革命并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葛兰西强调利用非暴力和非战争手段去争夺领导权，这一目标的核心在于全力去争夺文化意识形态，使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影响和改造广大民众，通过知识的普及和道德的指引，使得广大群众能够主动和自觉地加入革命斗争的阵营中，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显然，这一思想的开创，在当时有着与时俱进的先进性。
文化领导权思想是贯穿葛兰西整个哲学实践体系的，就其核心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阵地战。
（1）有机知识分子。
它是文化领导权的主要依托力量基础，因为先进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需要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传播，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的职能[4]，即由知识分子引领社会成员，从而实现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可见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思想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2）市民社会。
它是文化领导权思想作用的重点区域。按照葛兰西将国家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二维划分理论，政治社会代表着强制性力量，市民社会代表着精神力量，即一方面是司法、警察、监狱、军队等暴力机构，另一方面是意识认同、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两者相辅相成，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资产阶级在强化政治社会的同时，也依赖于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占有，借助大众对一定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的接受来实现对市民社会的控制[5]。显然，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争夺的关键领域。
（3）阵地战。
它是文化领导权思想中主要的策略和方式。不同于主要针对不发达国家发起的正面“运动战”进攻，“阵地战”主要是针对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带有暴力性质的“运动战”虽然可以摧毁其外部铠甲，但难伤筋骨，进攻者所面临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线——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凭借思想、文化的优势所获取的文化领导权，它为资产阶级合法性提供了深层次的文化道德合法性支持[6]，在“运动战”基础上实施“阵地战”，是夺取领导权的必要条件，这也是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精髓所在。
综合来看，这一思想是基于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机械决定论的理性批判，强调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即承认了意识形态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现实，这也让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提到顶层设计的高度。我们应该能够从文化领导权思想中发现文化内含着权力，是权力斗争、阶级斗争的场所之一，这与如今“文化软实力”概念所指涉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很接近了[7]，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力量，它关乎政权，关乎国际话语权。
因此，通过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模范遵守国际行为准则，尊重和维护别国的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才能最终赢得国际尊重和话语权，这也正是我们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当前，随着全球化脚步的逐步加快，我们一方面需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入侵；另一方面，我国需要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领导权，以维护公平与正义，共铸人类文明共同体。
2.文明冲突论思想
“文明冲突论”这一观点是由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首次提出的，随后在《外交》季刊又有新的理论补充，最后集中阐述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作为美国安全委员会、民主党和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的重要一员，亨廷顿既展现了其学者角色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了其作为政府官员的一面，在思想与实践方面整体上还是为其国家服务的。他指出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影响因素不再局限于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样会导致不同文明体之间发生矛盾与对抗，甚至引发战争。
当然，这一观点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它提出的时期正处于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为世界整体形势的平衡带来极大的冲击，美国战胜苏联成为权威并开始警惕新的对手，全方位寻找可能威胁自己的潜在敌人，此时“文明冲突论”应运而生。
然而，“文明冲突论”的诞生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国际上美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已经到达顶峰并有开始走下坡路的迹象，国家的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缓慢和移民问题引发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难以处理，欧盟的成长对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控制力产生威胁，这一系列客观存在的问题导致“美国焦虑”；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文化有着“碎片化”的趋势，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带来了多元文化，同时也对美国主流文化产生冲击，“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移民，如果将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裂痕、歧异甚至仇恨带到美国本土，美国是否也会出现类似波黑、科索沃那样的民族宗教冲突？”[8]因此，从文化视角来思考美国问题是必然结果，而“文明冲突论”也就成为重塑美国特性的应有之义。
综合来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为维护西方文化霸权的，但我们也需要辩证地来看待这一理论。首先，以“文明冲突”代替“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军事冲突”为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开辟了新的范式，也凸显了文化和文明在国际互动过程中愈来愈重要的价值；其次，我们也要看到文明之间更多的是表现为相互融合，文明必须通过交融才能发展，没有交融就没有文明[9]，过多地夸大国家之间文明与文化的冲突，是一种营造敌对环境的误导，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文明能够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这一功能；最后，对“文明冲突论”的辩证思考要落脚到实践层面的强化国际文化的交往，强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中国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文明国家，中国愿意和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友好相处，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3.文化软实力思想
“软实力”理论首先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文化软实力”也正是由此衍生。约瑟夫·奈于1990年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软实力》一文，系统地阐释了其“软实力”的核心概念。在随后的理论探索过程中，约瑟夫·奈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1996年的《信息时代的力量与相互依存》《软力量与硬力量》，1999年的《软实力的挑战》，2002年的《美国霸权的悖论——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2004年的《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2006年的《软实力再思考》，2008年的《灵巧领导力》和2009年的《变得灵巧》等文章和著作[10]。他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自身强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规范和制度资源使得其他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纷纷效仿该国家的能力和情势。其提出的背景在于“美国衰败论”的大行其道，“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是对“美国衰败论”的一种反驳，它使人们相信美国除了拥有强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力量之外，还拥有科技实力、文化传播力、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在内的强大的软实力。
显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和衍生出来的“文化软实力”理论是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的视角出发的，可以看作是强化其国家软实力建设政策主张的理论依据。虽然软实力理论是“美国性”的产物，但对国际文化互动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性意义，这使得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自身文化的价值，纷纷着手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软实力载体，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新时代潮流。
综合来看，“软实力”理论本身有着较强的目的性或针对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软实力理论的界定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得各国在相互激烈的博弈之中发现了新的路径和方式，避免再次出现“冷战”式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恶意竞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清“软实力”提出的背景是基于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霸主地位，其理论的核心在于强化文化软实力的对外作用，而忽视软实力能够在国内提升民族凝聚力以提高综合国力的客观现实，最重要的是关于“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的说法，夸大了软实力的作用，含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11]。
对于“软实力”理论，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借鉴，在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将文化与软实力结合起来，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继承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发扬仁义礼智信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打造属于我国的文化舞台，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发展。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特征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所追求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软力量，这需要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特征上进一步厘清。
1.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它与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硬实力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是指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2]。就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将文化软实力分成五大部分，即文化凝聚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力、文化整合力和文化辐射力。
（1）文化凝聚力。
这是激励和凝聚民族和国家的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国家的文化凝聚力重点包括多个方面：一是传承、保护和发展前人文化。二是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在国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吸收不同社会背景的外来优秀文化是必要条件，将多元文化中有益的部分汇聚在一起就是一种对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可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的特色文化资源。三是对文化的“二次加工”。这种加工是针对所有文化而言的，这是一个对已经形成的文化进行包装的过程，也是一个促使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以彝族舞蹈为例，如果仅让这一优秀的文化自然发展而不去进行“二次加工”的话，其生存依然会存在困境，更不必说将这一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传播到全世界，所以对文化的“二次加工”十分重要。
（2）文化吸引力。
文化吸引力是文化形成软实力的重要根源，也是文化价值的具体体现；是精神成果对人们心理需求的影响程度，也是精神产品对接受者心理产生的内在牵引力。构建文化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包装和优化，将优秀的文化共享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其感召作用。正如祁述裕指出的：文化能不能走出去，关键是看有没有吸引力。靠宣传、灌输、靠送文化，是无法真正走出去的[13]。
（3）文化创新力。
文化创新力实质上就是文化自主创新和吸收消化再创新的能力，文化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关乎市场、文化元素、文化素材和文化再造，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依托场所、机构和运作模式，同时也有着不同的评价方式。在农业社会时期，文化的品种较少，传播力也相对较弱，文化的建构处于初级阶段，文化更多的是依托于自我传承而非创新。进入工业社会时代，文化创造力水平得到稳固提升，规模化的文化生产和创新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图书的出版、剧团的出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兴建，为这一时代的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打开了新的大门。可以说，这一时期文化的创新核心在于内在文化开始了规模化的对外传播。到了信息时代之后，文化创新力直接上升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传统的优秀文化成为当下文化创新的源头和基础，占据文化创新创意领先地位的国家，就能够取得较强的发展竞争力。当前，文化创新力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文化产业，成为顶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文化整合力。
文化整合力即将文化要素整合成最大效能的有机整体的能力，包括对国家自身能力的把握和客观认知，从而能够有效地将文化中可以实际操作的部分进行组织、协调和运作，使其以较为完整和正面性的文化元素展示在大众眼中。这一过程包括对文化元素的外部展示、推广宣传、全方位推介和对外营销等。
文化整合力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特征，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中，国家的文化整合力多通过文学作品或者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进行传播，其整合能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实践的效率相对较低。进入现代社会，文化的创造方式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的包装方式有了全方位的优化，文化的传播途径有了更多的选择，并且国家在顶层设计上更加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政府可以通过组织大型文化活动、大型运动会、大型展览会或文化庆典来发挥文化整合的效力。例如，我国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是一个展现文化整合实效的成功典型，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借助这一活动得到有效的传播，中国的形象借助这一平台完整客观地展现在全世界人民眼前。可见，有效的文化输出是文化整合力发挥功能的关键，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化整合活动对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能够产生正面效应。
（5）文化辐射力。
文化辐射力是一种向外界表达文化意图的能力，就我国而言，专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种文化辐射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其本身是属于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品行、成果和形象形成的力量，既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和延续，又是当代成就的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辐射力展示的是国家的整体外在形象，宣示的是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文化辐射力有着多种功能性体现，是提升国家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直接性力量，也是促进国家正面形象的驱动力。国家文化辐射力具有强大的活力，它集中来源于国家全体民众的共同述求和愿望，良好的文化辐射力需要以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良好的制度保障为基础。
当然，国家文化辐射力还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状态上，也可以称之为人们的“幸福感”，或者说是“获得感”，本国人民是否热爱自己的国家是评判国家文化辐射力的重要标准。
2.文化软实力的特征
文化软实力是与硬实力相对而言的，其特征亦是通过与硬实力的对比得以凸显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特征。有学者指出，文化软实力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内生性以及对国家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其特征是来自国家对核心价值观的确定并为发扬民族精神和传播优秀文化而服务的。还有学者认为，文化软实力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非强制性和非暴力性，因此具备明显的自主性和变通性。换言之，文化软实力不具有硬实力所包含的统一性、规范性和对称性[14]。总体而言，文化软实力特征是依托于硬实力的特征而来的，笔者将文化软实力的特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软实力具有无形性。
文化软实力的无形性，是指其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领域的表现形态。比如文化软实力表现在个体身上可以是知识智力、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表现在国家层面则可以指国家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发展理念和外交政策等一系列影响、吸引和改变周边环境的能力，它虽然没有具体形态，但其所表现的影响力、创造力和驱动力却远远超过了硬实力。文化软实力的无形性还体现在其难以被量化和测量，与硬实力对应，软实力没有产值、GDP和数据指标，它的有效价值多附加在其他具体的实体上面，如文学作品、文化遗产、制度模式、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等。
在文化软实力的构建过程中，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内在部分，它的无形性可能会导致它被忽略，盲目追求表面上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虽然能在短时间内产出实效，但不会长久，只有通过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发挥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同化力的作用，才能真正影响和改变我们所处的大环境，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2）文化软实力具有渗透性。
文化软实力的渗透性体现在它有着非常强的传导性和扩张性，它的存在不能触摸但可以感知，是一种隐形存在的力量。在国家与外界的交往互动过程中，文化的力量总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各个领域，体现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本身等一系列活动当中，并通过文化的渗透影响和改变对方，使得国与国之间互动的关系连接更为密切，不可分割。当然，文化软实力的这种渗透性与硬实力相比，是有着一定优越性的，相比硬实力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软实力没有对外在实体的实际打击，而是对人民的观念、感情和心理产生影响，对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带来变化。这种无形的力量没有导弹驱逐舰护卫下的货轮那样气势汹汹，但是，它却能够散布在全球性的广阔空间，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从而最终改变导弹和货轮的归属[15]。
另外，文化渗透力能跨越时空限制而存在。它是间接性、缓慢性实施的一个过程，可能是几年、几十年或者是几百年。它可以传递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可以传递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不同行为主体。
3.文化软实力具有稳定性
文化软实力的稳定性表现为它的持久性和难以改变的特质。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及传播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自我成型并逐渐去渗透，再慢慢去改变对方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这种经历时间打磨和考验的文化思想，一旦被内化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就难以消除，即便是消除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同样的思想“替换”。
在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国家的内外形象、国家的制度规范等都属于文化软实力的范畴，其构建与发展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以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为例，其形成时间跨越了很多个朝代，并在历史上成为封建君王治国理政的理论支撑，即使是到当代，这些传统的文化思想依然在无形地影响着人们。中国的儒家经典文化在东南亚地区被广泛认可和接受，西方国家也有很多人着迷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这些充分说明了文化软实力的辐射范围之广、吸引力之持久和影响力之大。
通过文化软实力这一特征，我们应该认识到需要各个领域持之以恒的坚持努力，最终才能实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