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县职责

郡守统管全郡，既是一郡的行政长官，也是该郡的监察长官，负责对所属县的全面监察，巡视所辖区域是其一项重要职责。韩延寿在左冯翊任职一年多期间，不肯巡视所辖诸县，其下属多次建议他：“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18]韩延寿不得已，才开始巡县。在巡视时间上中央也有明确规定，建初元年春正月，汉章帝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19]丙寅，汉章帝又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20]春天是万物复苏、忙于耕种的季节，作为一郡之长的郡守，一定要把劝课农桑作为头等大事，其他司法等事务往后推迟。因此郡守都把行县的时间放在春天，因郡守在春耕之时行县，而且这时政府还要颁布劝农春耕的春令，故又称行春、班春。

两汉地方行政制度实行长官元首负责制，郡守对自己管辖范围的一切事务负有全权之责，有专断之威、典兵之权，往往被称为“剖符之臣”“剖符大臣”。东郡太守张酺上疏辞曰：“臣愚以经术给事左右，少不更职，不晓文法，猥当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负恩辱位之咎。”[21]张酺自称剖符之臣，汉人视郡如邦国，[22]郡府被称为郡朝、朝廷，在人们心目当中地位很高。如刘宠为会稽太守，“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尨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23]郡守行县巡行监察，其职责任务十分广泛，《汉官解诂》记载：“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赈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郡奸，举善黜恶，诛讨暴残。”[24]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劝课农桑。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农业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各级官吏务必把农业生产视为头等大事，因此劝课农桑也是郡守行县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治道有方，喜欢为民造福，“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25]。人民群众受益颇丰，家家户户多有积蓄，“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26]。当地官吏和人民群众亲切地称召信臣为召父。汉宣帝时期，龚遂为渤海太守，他发现郡中民俗十分奢侈，喜欢雕虫小技，不务农田，于是他“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实行一段时间后，“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27]。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章和元年，马棱迁广陵太守，“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28]。鲍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29]。东汉鲁丕任东郡太守，“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30]。当然，如果郡国守相督农不力，造成农民流离失所，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建武五年，王梁为河南尹，“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惭惧，上书乞骸骨”[31]。

（二）考察整顿吏治。了解地方官政绩，惩治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也是郡守行县的主要任务，地方豪强和二千石相互勾结，危害更大，更是汉代政府打击的重点。韩延寿入守左冯翊，不肯外出行县，属吏建议说：“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32]严延年迁河南太守，“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33]。田延年出为河东太守，“选拔尹翁归等以为爪牙，诛锄豪强，奸邪不敢发”[34]。尹翁归任东海太守，勤政爱民，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全部都了解，“东海大豪郯许仲孙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辄以力势变诈自解，终莫能制。翁归至，论弃仲孙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35]。于是东海实现大治。汉成帝时，宛令刘立与曲阳侯为婚，因此刘立依仗权势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目空一切，南阳都尉翟义“行太守事，行县至宛，丞相史在传舍”[36]。刘立对年少的翟义极不尊敬，翟义十分生气，于是“以他事召立至，以主守盗十金，贼杀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缚立，传送邓狱”[37]。东汉张衡任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38]。郡守通过行县，整顿吏治，维护社会稳定。东汉杜密任太山太守，“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39]。

（三）推广教化。布道施德、推行教化是郡守巡视的一大职责。通过宣传“仁恕”“孝悌”“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观念，制定礼仪制度，树立忠孝榜样，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一些郡守行县，即便百姓偶有违法之处，儒家也不主张以法律来制裁。[40]有些郡国守相在巡视时以教化不行为耻，引咎自责，甚至欲解印去官、请罪。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41]。汉宣帝时韩延寿为颍川太守，郡中民多有怨愤，韩延寿喜欢“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42]。于是乃历召郡中群众比较信任的年老之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43]。韩延寿为左冯翊太守时巡视高陵，有兄弟二人因土地而争讼，韩延寿非常伤心地说：“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44]于是韩延寿回到内屋，闭门思过。由于韩延寿力推教化，数年之后，民风大有好转，“郡中歙然，莫不传相敕厉，不敢犯。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45]。左冯翊大治。汉和帝时，许荆为桂阳太守，因其主管之郡“风俗脆薄，不识学义”，于是许荆为当地百姓“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许荆行春到耒阳县，有兄弟二人因相互争夺财产而告于官府。“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46]建武二年，卫飒为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47]。建武六年，李忠任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48]。吴祐为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简，以身率物。民有争诉者，辄闭閤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欺。啬夫孙性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伏罪”[49]。吴祐后来知道这件事以后，“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50]。东汉延熹八年，刘宽迁南阳太守，“典历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常以为‘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异或见，引躬克责。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51]。任延任会稽都尉，其“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掾吏贫者，辄分奉禄以赈给之。省诸卒，令耕公田，以周穷急。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52]。

（四）发现选拔人才。依据汉朝法律规定，依照皇帝诏令举荐孝廉、贤良方正、茂才、明经以及明法等人才，是郡守的一项职责，同时郡守属下等一般幕僚，郡守可以自行任免，因此郡守行县之时，如果发现“孝廉”“貌异”、精通礼仪之士，可以向朝廷推荐，或者自己任用，这也是郡守行县的一项重要职责。汉昭帝时，田延年任河东太守，其“行县”到平阳，“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亲临见，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阅数十人，次到翁归，独伏不肯起，对曰：‘翁归文武兼备，唯所施设。’功曹以为此吏倨敖不逊，延年曰：‘何伤？’遂召上辞问，甚奇其对，除补卒史，便从归府。案事发奸，穷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归，徙署督邮。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53]。田延年发现尹翁归才能卓著，文武兼备，遂录用为卒史，后提拔为督邮，加以重用。东汉杜密任太山太守、北海相，“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54]。鲁丕任东郡太守，“数荐达幽隐名士”[55]。东汉会稽太守第五伦在行县时提拔郑弘为督邮。[56]

（五）受理举报，平反冤狱。提审囚犯、审理冤狱是郡守行县的重要任务之一。汉昭帝时期，京兆尹隽不疑“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言语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57]。新莽时期，崔篆为建新大尹，由于不满朝政，三年不行县，在其属吏的强烈建议下乃颁布春令，并开始行县。其“所至之县，狱犴填满。篆垂涕曰：‘嗟乎！刑罚不中，乃陷人于阱。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余人”[58]。(https://www.daowen.com)

（六）镇压谋反，维护封建政权统一。郡守掌握一郡兵权，都尉协助郡守掌兵，镇压反叛和农民起义。如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杰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指隽不疑）。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辜”[59]。

郡守行县在汉代治理国家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维护汉代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汉宣帝认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质其言。常称曰：‘与我共理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60]西汉涌现出大批善于治理郡国的二千石官员，被汉宣帝称为良吏，对此，《通典》有详细记载：

汲黯为东海太守，治官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其大指而已。黯多病，卧閤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召为淮阳守，而黯辞之。上曰：“君薄淮阳耶？吾欲得君重，卧而治之。”乃行。又王尊为东郡太守，河溢堤坏，尊执圭，请以身填金堤，而水稍却。又冯立字圣卿，与弟野王相代为西河、上郡。人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智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均，周公、康叔犹二君。”又召信臣字翁卿，为南阳，民号为召父。龚遂字少卿，为渤海，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而佩犊乎！”又文翁为蜀郡，修起学宫，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始也。又黄霸为颍川，以礼义教喻犯法者，讽晓令自杀，风化大行，以礼行尤异，增秩中二千石，征为京兆尹，而至丞相，复以礼义为治。又汉杂事曰：“蒋满为上党，其子万为北地都尉，同诏征见。宣帝曰：‘父子割符邪！’即诏满为淮阳相，万为弘农守。”史记曰：“杜周为御史大夫，家两子，夹河为守。”又循吏传叙曰：“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祠。”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户十二万为大郡。帝又下制，令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以相治民，则相职为太守。哀帝初，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近日公卿以下，变易促急，数改更政事。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二千石轻贱，吏人慢易，则有离叛之心。前山阳亡徒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者，以守相威权素夺也。故成帝悔之，诏二千石不以故纵为罪，赐金以厚其意。诚以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故尚书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宁告者之辞。今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若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61]

东汉朝廷也十分重视郡国守相在治理国家当中的作用，同样涌现出许多治郡良吏，如《通典》记载：

如寇恂字子翼，为颍川守，拜执金吾。后光武幸颍川，百姓遮道曰：“愿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乃留镇之。又张堪字君游，初去蜀郡，乘折辕车而已。后为渔阳，谣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又宋均字叔庠，为九江，蝗蜚南到九江界，辄东西分。又廉范字叔度，为蜀郡，民歌曰：“廉叔度，来何暮，平生无襦今五葱。”又冯勤曾祖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赵魏间号为万石。又郑弘字巨君，为临淮，天旱，随车致雨，白鹿方道，夹毂而行。又魏朗为河内，以清严为治，为三河之表。又黄昌为蜀郡，未到时，蜀有童谣曰：“两日出，尺兵戢。”又杜诗为南阳，人方之召信臣，语曰：“前有召公，后有杜母。”又孟尝字伯周，为合浦，而珠还。又刘昆为弘农，虎负子渡河。又王堂字敬伯，为巴郡，民生为立祠。又何敞为汝南，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名称，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按行属县，是以郡中无冤声。或以尚书令、仆射出为郡守，钟离意、黄香、桓荣、胡广是也。或自郡守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刘宠字祖荣，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将去，山阴父老七八十人赍百钱送宠，宠为选受一大钱，故人号为取一钱。后入居九列，四登三事也。[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