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令

令即皇帝的命令，也叫诏令。对于秦汉时期令的解释和注释，自古以来便众说纷纭。“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28]汉宣帝时期廷尉杜周曾经说过：“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29]《盐铁论·诏圣》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30]《唐六典·尚书刑部》：“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31]《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杜预《律序》：“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32]《盐铁论·刑德》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33]从上面这些解释可以看出，令是皇帝针对特定事件、特定对象而临时发布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诏令，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皇帝的诏令可以补充、更改甚至取代法律。两汉时期，与监察组织相配套的监察法规立法步入自觉阶段，汉代的令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范围广。针对官吏监察方面的有“惩贪令”“禁官吏车服违礼令”等，如汉景帝前元元年颁布诏令：“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为盗，没入臧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34]汉景帝后元二年颁布诏令：“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35]汉景帝中元六年颁布诏令：“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36]汉成帝绥和二年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37]光武帝年间也颁布过相同法令。选举监察方面的有“惩不举贤令”“惩举荐非其人令”。司法监察方面，如高祖七年颁布、景帝两次重申的“谳疑狱令”，规定地方如不能决断，应逐级上报皇帝裁决，汉和帝永元十六年颁布诏令，规定“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38]，重申了西汉时期的“谳疑狱令”。汉武帝元狩六年颁布“察冤令”，规定：“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39]汉宣帝五凤四年亦颁布此令，要求大家举报冤案，“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40]，汉成帝于建始三年、鸿嘉元年也颁布过相同诏令，汉章帝建初五年颁布诏令宣称：“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41]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禁拷囚令”，规定：“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42]另外还有规定审判程序的《廷尉挈令》，管理监狱的《狱令》，规范笞刑的《箠令》，收取租税的《田令》，重征商税的《缗钱令》，官吏世袭的《秩禄令》《任子令》和《品令》等。由于令是根据形势需要随时颁布的，其制定往往具有随意性，致使其数量越来越大，达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43]，于是宣帝时期不得不对其分类整理，以便于执行者检阅使用。关于汉代令的分类，陈梦家先生认为令可以分为四类：一以干支分，如令甲、令乙；二以内容分，如金布、宫卫、禄秩；三以地区分，如乐浪挈令、北边挈令；四以官署分，如鸿胪挈令、廷尉挈令、光禄挈令。[44]由上可以看出，令是皇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随时颁布的单行法规，作为汉代巡视制度渊源，它可以代替律的规定，其法律效力高于律，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弥补律的不足。(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