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的家庭基本情况
我叫杨心祥，1935年出生在江西省崇义县长庆村。我的爷爷杨集成是位大地主，家里有上百亩田土、一大堆山头，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赌棍，爷爷杨集成恼怒于父亲的不争气，将我们一家人赶出家门，只给了一亩最差的旱田让我们谋生。
父亲在我七岁的时候死了，我还记得前一天晚上他还在床上和我说了话，第二天中午便断了气。我的母亲从此带着我和三个姊妹[1]一起生活。由于家中的姊妹年龄小，父亲又老是去赌博不帮家里干活，家中的农活全部落在母亲身上，父亲早逝之后，母亲的负担更加沉重。
2.土改前的家庭经济情况
我当时只有十几岁，主要帮家里放牛，冬天早上吃了饭便去割芒草喂给牛吃。那时候我的母亲会去街上卖小菜，挣一点钱给我上学，鸡蛋一块钱能买三个。有时候上学拿不出学费，还要问别人家里借一点，家里会挣钱的只有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和别人换工。
家里一分钱积蓄都没有，我去过埠开店的爷爷杨集成家里借盐，爷爷不给，我担心被母亲责骂便不敢回家。走在山路上很快便入夜了，我只好在坟头那里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不得已才走进家门。本来家里的谷子也是不够吃的，但是后来我的父亲死了，家中少了一个劳动力，口粮却是足够了。
3.土改前的土地经营情况
家里面那一亩很差的田是爷爷杨集成给的，他不喜欢我父亲，说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去，我母亲便很辛苦，可惜我们年龄小也帮不上忙，后来她便改嫁了。母亲嫁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不知情，以为她出门做客了，那几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去吊楼那里看母亲是不是要回来了，等了好几天都没看见人。有村民好心便告诉我们：“你们母亲出嫁去了。”我的姐姐只好带着我们去过埠街上找外婆，母亲这才过来了，她心软了，我们这才跟着到继父那里去了。
我们正要去继父家里住的时候，长庆村的亲戚便找上门来，说走不得，我们便回到杨屋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去了母亲那里，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在长庆村没人给我们做饭吃，我的弟弟年龄尚幼小，还需要大人的照顾。
4.土改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我们家那时候很困难，但也就只有姓杨的人才会帮助我们，但是他们不会给钱，只会叫我们去吃一餐饭，看到我们没有粮食也不会接济。我们不好意思经常去别人家里吃饭，人家是担心我们兄妹会饿死，才喊我们过去的，我们也不敢吃太多粮食，其实人家也紧巴巴，并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吃。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命不好，生来就是要受罪的。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我从来就没有对土地有过什么愿望，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被饿死。全村就算我们家最苦了，看到地主我都没有感觉，因为从来就不知道好日子的滋味，所以没办法去羡慕别人家。
听到要土改了，我心里没有什么想法，那时候我已经在继父家里了。我继父是一个木匠，他没有儿子，家人都在南康。关于共产党，我是读书的时候听老师讲的，国民党为有钱的人干事，共产党为农民着想。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土改工作队是1951年过来的。他们是一批一批地过来的，政府派他们下来，成员中很多是北方人。土改工作队常常开会，我没到年龄不能去参加会议，他们开会的内容围绕共产党，那时候我听说共产党很好。过惯了苦日子的人都很胆小，我们三姊妹在家里不敢出门，看到土改工作队的人我们便躲起来，不好意思和他们说话。
土改宣传的政策反正我是听不懂的，年龄太小了是一方面，自己不敢接触又是另一方面。扎根串连的人可能也来了我家里，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罢了。由于家里没有成年男子，组织的事情村里都不会通知我们，父母在家也很少说这些事情，我只知道农会是“分田土、斗地主”的。
2.划分阶级成分
我家成分为贫农，我家的贫苦只要是有眼睛的村民都能看到。大家一致通过了对我家的评定，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成分划分有一个标准，村民们对号入座，够吃够用是中农，勉强饱了是贫农，最穷困的是雇农。长庆村有好几个地主，分别是杨集成、朱慈茂、张光潜，还有几个蛇形岗[2]的王姓地主。有钱有势力的自然为地主，他们经常剥削人民，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们。
3.挖苦根，斗地主
斗地主之前需要开大会，村民们自愿走上临时搭建的台子，诉说地主干的恶事。村民王先波受了很多苦，诉苦那天他很激动，说自己去给国民党搬运物资，走在路上又累又饿摔了一跤，结果国民党用棍子打他。别人问先波后来是怎么回来的，先波说，那时候被国民党打怕了，他个头比较矮小，又要给国民党扛子弹夹，他说到一半便连连哽咽，流泪不止，听众就说，你先停一下，休息好了再说。后来他情绪缓过来将故事重新讲了一遍，说在行军路上走进了一条小径，那是以前有人挖笋留下的大洞，上面掩盖了一些枯竹败叶，他本是探路的，走在最前面，便偷偷钻进洞中，把那些枯竹遮掩在洞口。跟上来的士兵以为他是远远走在前面了，便没在意这个洞口而是继续前进，过一会儿先波便偷偷从洞中钻出来，想办法逃跑回家了。
在过埠镇的中心，即现在乡政府驻地原本有一个唱戏的台子，斗地主都是在那处进行的。政府的相关组织人员、民兵们把地主捆绑在凳子上，要地主承认自己以前犯的错事，地主通常很狡猾，不会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别人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他们也跟着喊起来，说大家是误判了自己。斗地主的流程为“先斗，后判，再枪毙”，枪毙为最后一个步骤，这时候会把地主绑起来，几个人推着他上山。当时过埠街上人山人海，几千人都过来看地主处刑，在群众中间有不少放哨的民兵，在地主没有被打靶之前大家都不准离开，就算是小孩子在哭闹，也只能到商店里买点零食哄着而不能退场，打靶完才可以散会。打靶的时候农民都眼睁睁看着，一点不害怕。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我老婆说，在她娘家有一位名为陈远桥的大地主，其家产十分丰厚，但是没有被枪毙。那时候陈家被抄，所有的东西都被搬出来放在草坪上，有大罐的花生、红薯干，成袋成袋的粮食，陈家的后院子里还有好多腊猪肉。我老婆听说便赶紧到陈家去抱东西，那猪肉又大又长，当时她仅十一二岁，抱着一大块肉便迈不开步子，跨不过沟沿[3]。同村的陈姓人便问她，你是不是过不去啊，你把猪肉递过来，我来把你抱过来，她就给了，结果那人把她抱过去，猪肉也顺走了。
分配流程大同小异，由农会组织村民进行分配，先雇农上前，其次是贫农，再中农。我们家是贫农，可以领东西进门，不用上交财物。我家分得了一头牛，还有耕田用的犁、耙。分配财物按照等级来，更穷的人分配更多，该分的份额也是提前定好的，自己不能随意取。我的母亲家分了地主的好几件衣服，还有拢谷的垅钩子[4]。
土地分配与财产分配的步骤一样，工作队事先进行了拟分配，我们按照规定领自己的土地，我家没有分得土地，因为我家本来就有一亩田了。
5.土改复查
1953年进行土改复查，我们村没有新的地主。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我年龄渐渐长大，也到了懂事的年龄，可以干不少农活了，继父手里面有一亩地，加上我家原来的一亩土地，我们家三个劳动力耕耘两亩土地。农活干不过来的时候，我们会与附近的人家换工互助。我们没有买卖过土地。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每当提到以往的生活我便要忍不住（流下）泪水。我和妻子被母亲强行分出去成为另一家，因为没有住房，我们夫妻俩便上山砍竹子，破成细细的一片片搅在一起，做成凉席像犁耙一样竖起来，上面糊一层烂泥制作墙壁。我们将茅草、芦苇盖在泥巴墙上，简单制作了一个棚。但那个竹棚实在太简陋了，一到雨天屋顶的茅草便要塌陷，泥水混合着杂草从房顶冲刷而下，流淌出一道道灰褐色的水迹，一大尾蛇跟着悄悄溜进来！我家老二那时候还是个婴儿，睡在地上一个小摇篮里，我老婆在那里吃饭，猛然听到地上唰唰的声响，低头一看，唉！地上一条大蛇！巨蛇盘旋在摇篮旁边，二儿子被蛇吓了一大跳，那蛇也被我儿子吓得不轻，我儿子在地上爬，那蛇受惊乱窜，老婆抓着儿子的胳膊将他提出竹棚，最后蛇也逃跑出去了。此后老婆一直生病，大儿子当时也才十几岁，身子骨尚未长强壮，但他很孝顺，常常上山驼穷光树[5]卖钱给他妈妈治病。我一共生有三个儿子，老三在入社的时候被水淹死了。
在划分成分之后地主的处境变得十分可怜，他们的房子被没收了，只能住在寒屋之中。地主家的人每日要到过埠街上去做义务劳动，脖子上还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普通的村民走过避之不及，只有他们的亲戚才会偶尔停下来与他们说话。那时候是我们家最贫困的时候，我们天天在外面找活干，也挣不到几个钱！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之后大家的地位一视同仁都入社了，是社员，以前和自己玩得好的还是好，但是和地主就不一样了，我们会主动疏远他们。我那时候胆子小，看到村干部不敢讲话，只能装作没看见便走了。我小时候过了太多苦日子，胆子被压掉了，没有威风便直不起腰来。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土改之后我的母亲让我独立到外面去生活，所以其实我家只有八分的土地，很艰难，我也是希望家里多点土地的，这样才能保障生活。我很少和大家交往接触，因为自己家里过得并不好，老感觉抬不起面子来，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总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修水库、修路这种事情大家都要去参加的，我就是叫我过去我就会过去，过崇路就是我们修出来的，就是过埠到崇义这条路。
我之前的生活真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人受了太多委屈便不敢出风头，我平时痴痴傻傻的，大家都说我傻掉、呆掉了。可我也没办法，没爹没娘没人疼爱，生活也没有方向。我被压迫太多了，迷信的说法是命都变薄了。我对土改不敢有看法，我最怕惹事上身了！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初级社、高级社的时间我忘记了，只要叫我做的事情我便会去做，他们要我上交农具我就交。其实集体化或者私人化都是要看管理，管理得好就是集体好，反之个人好。大集体的人就是有时候很努力，有人偷懒，偷懒的还是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