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的家庭基本情况
我叫王赵鹏，出生于崇义县过埠镇长庆村，解放前家里面四个人，分别是父母、我，还有一个老婆崽子[23]。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是我的父母，我和我老婆那时候还没有长大。我家的经济负担很重，因为劳动力太少了，生活很贫困。
2.土改前的家庭经济情况
土改前全家人都是农民，主要靠种田为生，母亲天天给别人家做零工，常去王赵银家里帮忙碾米，帮地主家干活一天得到一升半米，如果是男的可以得到三升，但是这些活很辛苦，要从白天干到晚上。我的母亲还养了不少鸡鸭，但自己很少吃，都是卖出去换粮食用的。
我本来在上学，后来读到二年级，家里就不让去了。因为交不起学费，家里也缺乏劳动力，便要我回家干活。我十一岁开始种田，但是没人教我，我在田里不知道怎么犁种，方法都用错了，周围的不少村民笑话我。
3.土改前的土地经营情况
我家有一亩二分土地，是祖辈上传下来的。我父母在土地里种水稻，正常情况下亩产是一季五百斤。自己家里的收成够吃大半年，平时父母干活也会得到粮食，所以我们勉强不会挨饿。
我家不会问别人租土地，因为没有劳动力耕种。家里面有牛，我母亲会去放，后来我不读书了，就轮到我去放牛。牛很老了便会拿去卖，七八石谷子能换一头牛。家里农具有镰刀、锄头，干活用的都齐全。有时候我们会与周围的邻居家里换工，我们帮助别人干一日，别人回过头来给我们干一天，除了不劳动的地主，还有条件很好的富农，村民们在生产过程中都要相互帮忙。我不太清楚族田的问题，也许有宗族存在。
4.土改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我家不敢租地主的土地，不存在租佃关系。村里那些租了田的人，不管什么年景都是要按时还租的，要不然就要加利息。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家就更加不敢租地主的土地了。我们家和村民关系较好，和富农没有来往，除了干活，与地主没有交情。
地主虽然有钱，但那时候物质条件比不了现在，地主就是请客吃饭，也只是在我们家里买一筒虾米去炒萝卜，炖一点虾米汤。我们平时也是可以吃到鱼虾这些河鲜的，但为了换钱，我母亲通常舍不得吃。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我想买土地，但是哪里来的钱呢？我年龄又小，父亲又过世了，我的母亲拉扯我们长大，她干活十分辛苦。那时候我觉得上天十分不公平，地主家里的东西是祖传的，他们本来就有钱，一辈一辈积累下来。而我们这些贫困的农民，生活没有给我们丝毫的惊喜，我也不敢去奢望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
因此，尽管听到了土改的消息，我的内心依然没有触动，我潜意识里认为这就是做做样子，我们该干活的还是得干活。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1949年解放了，1951年便开始土改。那时候我在读书，看到许多解放军进村，刚开始心存顾忌，知道他们是好人之后，我们就不怕了。工作队也是那时候下来的，我就知道他们是搞土改工作的，他们都是文化人，我很羡慕。工作队的人来我家调查情况，左问右问，我们家有没有吃亏，我们受过谁的欺负，问我母亲现在有什么困难，他们工作很扎实，常常到农户家里询问。
后来贫农团也成立了。他们开会我就会去听，但是没参加组织，现在我年龄大了，开会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概就在说斗地主，分财产。
2.划分阶级成分
工作组一家比一家，便知道谁的条件好谁的条件差。我家成分是贫农，是土改工作队组织划的，我当然认同这个成分，我家本来就是实实在在的贫农，没有人提过反对意见。
划分是地主就是地主，不可以辩解的。我们蛇形岗的地主有王赵银家、王光景家、王赵洋家、王赵伟家。富农我们这里没有，中农有十二户，贫农太多记不清了，雇农也只有十四户！成分定下来之后没有出榜公示，但工作队的成员当着村民的面进行了宣告，所有的村民都知道了情况。
3.挖苦根，斗地主
以前抓壮丁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光依就和乡管所的警卫打了一架。他们说要将光依逮捕，到村里大喊“光依，光依”，光依躲起来装作没听见，结果他们走到光依家把锅给砸烂了。光依回来很生气，套起他在铁匠处定做的铁拳头，那上面有三个尖尖的凸起，他用力打警卫一拳，与众多人扭打在一起。这时候赵银便过来喊：“不要打死人了，别打死了人！”
有些人很恨地主，便会殴打地主，别村有地主被打死了。我没有去参加斗地主，我虽然也受了地主的气，但我不想与他们结仇，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房子也没有了，许多村民骂他们，就不差我一个了。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没收地主财产的事情我没有参加，但是我知道是工作队、贫农团带着大家一起过去的。每次开贫下中农大会的时候，工作队的人都会提前把门砸开。地主的所有东西都在田上摆放好，村民们挨个过去拿，谁先过去就先选，拿了便离开。我那时候分到了土地，但没有分到衣服，那是给雇农的。财产按村民的贫苦程度进行分配，没田没土的雇农拿最多，其次才是贫农。
5.土改复查
1951年土改，1953年复查，那时候也发现了新的地主，比如光景家原来是中农，后面发现是地主，所以重新给他划了成分。土改结束后给我们发放了土地证，后来那本土地证不知道被我放在何处了。当时我家定产是一千多斤，那个数量是很客观的，也是日后交公粮的依据。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之后我家里还是一亩多一点土地，但足够一家人生活了，因为那时候我的父亲过世了，家中只有三个人。当时公粮交多少我实在不记得了，就知道交了之后还是够吃的。水稻的产量较土改之前并没有变化，但我们的心情更加轻松了。
六十年代有了互助组，村民们一起劳动，有长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临时互助组的活动十分灵活，比如说割稻子时候大家组个队就行。两种形式我都参加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常常需要大家帮忙。总体来说，我们的生产热情比起以前提高了许多。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土改之后大家的差距缩小了，但是还是有贫困村民存在，因为他们自己不够努力，也怪不得别人了。土改之后我们家租了别人的山种杉树，还曾经去营前卖冬笋，本想着可以改善生活了，却马上转了社，什么都不准自己干了。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之后大家的关系都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就是对地主的态度不同，知道了地主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般不会去和地主亲近，见了他们就远一点，但也不会故意去惹怒他们，毕竟还是一个村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们和干部的关系比较好，那时候的干部都很好，很多都是自己家里认识的人，因此也不会摆架子，很好相处。土改之后村庄里面风气更好了，比以前更加融洽！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虽然土地没有增加，但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提高了，当时有谣言说国民党“反攻大陆”，开福村书记时常给我们说这些事情。国民党早就萧条了，哪里有实力来打我们？
那时候村民们的土地一样多，大家都在一个起点上劳动。我们的阶级情谊深厚，贫下中农就是一家人、好兄弟，但我们要与地主、富农保持距离。土改就是来团结我们的，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斗地主了，地主反动派全打倒。
门口的大路就是浙江人修的，他们四处奔波，十分劳累！绊江的那条水库是我们的劳动成果，那段时间我们早起夜回，在家还要照顾幼儿。我的父母早早去世，如果他们还活着，便可以帮我照顾孩子，但我没有这个幸运了。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1959年时候进入了高级社，按规定大家都要入社的。当时我家的农具全部上交，只留了镰刀、柴刀，这是日常农具，所以可以私下保留。那时候管得严格，种点豆子都会被挖掉，别人会说我们这是要造反。我们生产队早早就没有粮食了，只好去金坑调运粮食，蛇形岗此处的名声因此弄差了。后来调来的粮食也没有了，便开会喊口号“上山要粮”。我们去山上挖薯子、马土棘[24]，常常都出现饥饿的状态。大家说蛇形岗的人积极性最低，大家都不愿意劳动，靠山吃山、靠河吃河当然不行了！
你说为什么后来要分田到户自己承包，就是因为生产队时候没有粮食啊，人都要饿死了，根本没有力气去山上找东西吃。后来分田到户完全不一样，家家户户的粮食不仅吃不完还能有剩余，甚至有人拿余粮到集市上换钱，简直都不敢想象！
但尽管是这样，我也是十分认可与支持党的政策，至少斗地主就将我们解放了出来。现在我们能够过上好日子，都是托了共产党的福气！
口述调查小记
2016年1月20日 张荣瑶老人精彩的人生
这一天阴雨绵绵，下午是本次调研的重头戏，采访全村公认最记事的老人——张荣瑶。此人履历辉煌，土改期间哥哥是村长，复查后老人主动参军，赴朝鲜报效祖国，七年后光荣回村，担任五土岭大队长十五年，随后调任至铅厂当林场场长十七年，这才退休回到村里。老人年过八旬依然精神抖擞，每次集市必去，亲自手工制作的鸡笼、鸟笼也十分精致。
我们过去的时候老人正在午睡，在客厅稍等片刻，好客的大嫂就去喊老人起床，说来老人也不恼，我们两个冒失后生不看时间就来，老人还笑脸相迎。老人知晓来意后便郑重回房拿出眼镜，要求边看我的大纲边接受采访，我自然十分乐意。
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记性的确不错，几十年前的事情娓娓道来，一九四几年自家父亲经商贩盐，从过埠反方向出去经过石壁下到大余，再到南雄，三四天来回二百公里贩卖粗盐，生活实在艰难。对于地主家里的剥削状况老人也描述得生动有趣，尤其是对失去田土沦为乞丐的农民的描述更是让人心生感触。后来老人参加了志愿军，三十多条大船在赣江上系着红布，老人家满怀期望到了东北，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后来他还是去了前线，星夜下送信的恐惧，随处的地雷也不断威胁生命，老人都谈笑着讲述，还不时亲手给我们作示范，引得大厅里笑声连连。
2016年1月21日 很会作诗的张金莲奶奶
张金莲奶奶的房子是这几年新建的，很漂亮，金灿灿的瓷砖在阳光下闪啊闪，在这样一个小山坡上和竹林相映，别有一番美感，路上经过一个吊桥，几枝桃花斜斜压在水面，诗意盎然！
张金莲奶奶的健谈远超我们想象，土改之前的事情都记得清晰明白，斗地主的事情更是有趣，比如王找银家的小老婆把钢洋藏在萝卜坑里、衣架里。奶奶说起一个有趣的小诗，讲的是一个农家女孩嫁给地主家的儿子，题诗表示自己的不满：
我十八嫁了个七岁郎，
我一脚踢你就出间房。
我十八嫁了个七岁郎，
要搬个凳子给你上床。
2016年1月22日 矛盾的地主杨集成
上午又去了杨心祥爷爷家里，把大前天没有做完的他家的口述史做完。杨心祥的爷爷杨集成是过埠街上的大地主，田土、杉树无数，他恼于杨心祥生父滥赌好酒，将其一家人赶往长庆村，只给了一亩荒田任其自生自灭。杨心祥父亲早逝，母亲单独拉扯三个子女，日子十分贫苦，而后其母难耐生活之艰难偷偷改嫁，就连母亲嫁做他人妇也是三兄妹饿了几天才听邻居说的。忆起以前的艰苦生活，杨心祥老人数度哽咽。
这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了，有的采访对象都可以说是把地主杨集成夸得上天，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例子。
杨集成在高
有很多杉树，请人做排子运送木头（当时木头运往唐江镇，旱路74公里，水路也差不多），把排子系在一棵大黄楠上。做排子的木头刻着杨集成的名字，结果有人使坏心眼把绳子砍断，排子被大水冲走。在下游有人在河边见到杨集成家里的排子，就主动去找他：“店家，你的排子被水冲走了。”杨集成就说：“很好，多谢你，你帮我找回来我给你钱。”
过埠街边上那边有一大块死人的墓地，放了很多棺材，要是贫苦的人死了就直接去拿，如果是良善的人死了有人会把棺材送过来，这些棺材是杨集成家的。杨集成在1967年去世，其棺材规格为四片瓦——就是用四根实料做就的棺木，我在网上键入传统客家棺材原料柏木，现在网上的搜索结果显示柏木四片瓦价格为四万五千元，他的棺材放在地上比一般人家的桌子（约1.2米）还要高，他的棺材葬在那里，从来都没有人会去破坏，他边上的很多棺材都被人打烂，挖出来了。他死了以后依然有人主动帮他的老屋子盖瓦片。
而在其大孙子杨心祥老人的心目中，杨集成是一个很吝啬的人。
杨心祥幼年时在杨集成老宅边上玩耍，不小心摔进沟里，杨心祥哭叫，杨集成视而不见，事后还说恨不得他们一家人死去。他在1943年将杨心祥一家人赶出门，只给了一亩八分荒田让他们自生自灭。
杨集成对大家都普遍宽容，却容不得自己的孙子，尽管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滥赌成性的大儿子。杨心祥妻子刘本招说，就是一直都在吃亏，过得没有一点尊严，杨心祥的胆子吓破了，干什么都不敢出头。
2016年1月23日 风雪五土岭
午饭后阿彩和我去五土岭找钟桂英老人。
几经波折，走错一次路，后来终于找到一个钢丝吊桥，顺利到达了老人家。
我们说明来意，钟奶奶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热情，我按照提纲简单问了问，后来看到她眼睛一直盯着电视屏幕，说话有一搭没一搭，觉得老人家可能累了，只好作罢，请求她明天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
1月24日，再次来到钟奶奶家，今天钟奶奶明显精神更好，我们一到便出门来接。原来水边这三栋洋楼都是奶奶家的儿子住，他们长期在外边工作，大儿子开脐橙厂，二儿子在海南，三儿子在广东，都很少回家，奶奶住惯了老房子便不想搬去新屋子里。
钟奶奶说夫家较富有，每年收割上百石粮食，杉树生意做到南康、赣州，他们用圆木做的大排走水路运送，几条船从水面过去，走几次就能得到千把块钱，在当时算得上是十分好的条件了。说起丈夫，钟奶奶立即从躺椅上坐直了身子，说她家男人可真真是一表人才，开始是做生意发家，在过埠街上开着照相馆，土改时期在夜校当老师，后来由于表现优异被派去信丰的信用社工作，被调去杨梅时，却不幸染上白喉，三天不到就急急地去了。
爷爷早逝，奶奶独自拉扯大一群孩子，故而虽然家业雄厚，但村民都念于钟奶奶家的良善与德行，土改时期并没有刻意为难，只是将其家划为富裕中农。钟奶奶说看着那么多的田土被分出去，心里也很苦，但是也就只能这样了。
钟奶奶说，自己一生还是过得很轻松的，并没有怎么受过苦，今年自己已经八十六岁了，算得上是长寿享福了。
2016年1月25日“悍匪”张南洋
今天早上起来好冷，爷爷说今天你去王先长家做口述史。
王先长爷爷今年八十五岁，轻微耳聋，说话要大声才能听清。
这是我调研期间访问到的第一个雇农，王爷爷说自己家是一贫如洗。国民党时候抓壮丁，他阿公生病吊着最后一口气，王爷爷哭叫不要走，阿公说：“也是可怜你了，这么小，和我过尽了苦日子，我想活也是没办法的了！”后来阿公死了，他伯伯看他一个人要活不下去，只好带着他去凛谭镇找阿爸阿妈，这才勉强可以继续生活。
之前的苦日子过得多，老人家说得眼眶都红了。我赶紧调转话题，说到土改时期，原来王爷爷当过武装民兵，天天都要提着枪到处去站岗。说到这里，王爷爷又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悍匪”张南洋。
我们那时候在开大会，专门斗张南洋。上面的负责人在不断动员要我们防范张南洋，讲了好久，最后快结束了，张南洋站出来说：“你们开了这么久的大会，轮到我来说几句了。”张南洋那一伙人全副武装出现在大会上，我们开会的哪里会拿着枪？他不让我们出去，他的人围住了会场说：“在你们心中我就这么坏？”会场几百个人，都不敢说话，最后张南洋就说：“你们不要慌，我不会打骂你们，现在我就走了，你们要一点钟以后才可以出门。”大家哪里敢不从，结果一点钟以后他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有人偷偷看外面有没有张南洋的身影，看到外面有脚印是往会场方向的，就觉得张南洋还在，哪里知道这个人特别鬼，他把鞋子倒过来穿，其实那串脚印是他离开的时候留下的。
还有一次我们去崇义开会的时候，散会时候准备睡觉了，突然领导就过来和我们说，你们赶紧拿起身边的工具，有枪拿枪，有刀拿刀，赶紧到临潭去（大约四十公里）。原来张南洋在烧房子，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还好有个长征时候的干部肖股长鼓励我们，说你们不要慌，摔痛了也不要说出来，爬起来继续走。武装民兵六七十个人就跟过去，走到临潭都半夜两三点了，那屋子的火还没有熄灭。肖股长就说你们不要怕张南洋，他又不是鬼，怕什么！肖股长连打几枪，没有一点回应，我们就知道张南洋是真的走了，心里踏实一点。
有村民主动带我们去找人，张南洋那个房子起码住了有几个月，村民是上山割笋子的时候发现的，我就问：“你们怎么知道就是土匪呢？”他们就说，之前是不知道的，发现笋子都被人刨走了，心里就奇怪，往山林深处走一股屎味，就知道这肯定是县里面通缉的张南洋了。村民走进屋子，发现饭菜都还是热的。结果张南洋进来了，说：“你们是不是要吃饭，我刚刚煮好。”这一下，大家都慌了。张南洋说：“不用慌，我这次也不会打骂你们，你们回去，从家里带几石大米、腊猪肉过来。”他就扣留下了两个最好的后生，大家逼不得已一定要返回去换人。张南洋还叮嘱说，不能到临潭（乡政府）去报信，他早就派人去临潭看清了那些武装民兵的外貌，再说临潭那些民兵，连几把像样的好枪都没有。结果真的有人去报信，他就生气了，下山烧了小竹坑的房子。
我们的领导带着我们过去，狠狠批评临潭那边的人，结果他们说：“骂就骂，总好过没命了。那些土匪每个人一把好枪，还带着马刀，谁敢去？”全县各个地方的兵都来剿匪，几千人浩浩荡荡在山林里走出一条路，结果连张南洋的身影都没有见到。那两个被留下来的年轻后生，被张南洋绑在竹子上死掉了！
2016年1月26日 后记
10位老人的口述史已经完成。
今天的天气真是好得不可思议，我和张光彩走在田埂上，说要把这样的美丽景色拍下来，很多很多褐色的稻梗，上面还有一汪积水，倒映着蓝天。
山屹然不动，水面没有波纹，阳光很均匀地洒下来，没有风，没有虫鸣，高高架起来的电线杆上也没有叽喳的麻雀。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山间村庄，河水淌过去，稻子收了一季又一季，路边的桃花、梨花开了谢，谢了开。
这样一个平凡普通的赣南小山村，有那样惊心动魄的过去，现在一切都归于平静。
【注释】
[1]这里指兄弟姐妹。
[2]此村民小组在土改复查期间并入长庆村。
[3]老房子沿着一圈都会修沟沿承接雨水。
[4]把竹垫上的谷子推平的工具。
[5]松树。
[6]放牛娃。
[7]把田里的土地用钉耙拉松，如此水稻更好吸收肥料，侪田为下肥之前的必要生产准备。
[8]一季水稻产量为一百斤的土地，一石即一百斤。
[9]这种农具在农村很不值钱。
[10]女儿太多送给别人去养，但是自己家会给粮食。
[11]小叔子。
[12]晒衣服的支架，赣南地区多用竹筒制造。
[13]一种糯米制成的食物。
[14]雇工称雇主为“道主”或者“东家”，因此张姓雇主叫张道。
[15]该部分为受访者的老伴讲述。
[16]指妯娌。
[17]金钩谷为国民党征收的一种粮食税，粮食税本为一年一征收，金钩谷则在水稻刚成熟时即征收，一年收两次。
[18]因为水稻种两季。
[19]已没落的赣南大镇。
[20]同姓、同宗村民。
[21]指命不好。
[22]指虚岁。
[23]指童养媳。
[24]可能是野生马铃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