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的家庭基本情况
我于1925年出生，祖籍河北省，到自己这一辈已经在民家屯村居住了三代人。我在1937年读小学，读过四年书之后便在家种地。土改之前我家里一共有八口人，分别是我的父亲、母亲、大哥、大嫂、两个侄子以及我的妻子。我们一家人都以种地为生，没有经营过副业，也没有给别人扛过活。我家里共有两个男性劳动力，分别是我和我的大哥；家里有两个小孩子以及两个老人，没有残疾人或者病人，家庭负担比较重。
2.土改前的家庭经济情况
土改之前我做过木匠活，做木匠活只是为了挣点零花钱，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家务农，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即依靠土地，家里一共有四垧土地，土地的产出基本够全家人的生活，因此我家的收入水平在村里属于中间位置。家里没有经营过副业，养鸡鸭鹅的数量也在少数，我家的生活很简朴，从来不舍得吃家禽的肉，只有在它们不能下蛋之后才舍得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食用。我在土改之前没有挣过工分，在成立生产队之后才有工分。我家里的生活开销基本有数，全部在吃穿方面，衣服的花销不大，我的妻子和嫂子都会在集市中购买布料，之后再进行缝制。我记得在1960年开始挨饿，那时粮食很紧张，我父亲就是在那时饿死。我觉得我家在土改之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家里没有闲钱，除了买些盐之外没有其他的调味料。我家里没有借过高利贷，也没有向亲戚或者邻居借过钱，全部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土改之前的借债利息很高，一般来说，一斗粮食要多还半斗的利息。
3.土改前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之前我家有四垧土地，这些地是祖上传下来的，我家的土地质量比较好，土壤肥沃，我记得村里的地主还打算用四垧孬地换我家的四垧好地，我没有和他换。我家种植的主要作物为高粱、谷子、棉花等，没有种过苞米。高粱一共能产两千多斤，亩产为二百多斤。土改之前需要交税，去掉税收的粮食基本够吃。我家交公粮的时候基本交粮食，并没有交过现金。我家还种植过大烟，是日本人要求种植的。家里饲养过毛驴，还和别人家搭过套，家里的一般农具都具备，比如铲子、锄头等都有，这些农具和牲口全部依靠自己家购买而来，没有和别人伙养牲口或者共用农具。我家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比较小，即便有困难我也依靠自家的实力进行解决。换工主要指互相帮忙干活，我家属于下中农，在干活的时候便会和其他家户一起干活。土改之前没有加入互助组，在土改之后才加入。我家里也没有雇过工人，如果雇工的话则属于剥削劳动力。
我家在农业生产方面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粪肥，我家需要捡粪当肥料。我记得我家的苞米有一年被乌鸦吃了，四垧地一共只打了几百斤粮食；还有一年庄稼长密虫，四垧地只产了几百斤粮食，基本等于白种。我家在土改前没有租种过土地，等到土改之后才租佃土地。
4.土改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之前我和村里其他村民的关系都挺好，和家庭较富裕的农户关系一般。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一般，交往不是很多。我认为村里有钱人和普通人的生活差距比较大，比如我家在最开始的时候主要由我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全家，他还依靠染布维持生活，家庭生活不是很好；后来我哥哥和我逐渐长大，我们又学了木匠手艺一起维持着家里的生活。土改之前我家和亲戚之间的关系都挺好，平时交往十分频繁，如果家中出现困难的时候，亲戚们也会接济我家的生活。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我在土改之前对土地的愿望挺强烈，但是无奈家里没钱买地，我家始终只有四垧地，家里的生活基本可以维持。有的农户家庭条件不好，他们还要从地主家中借粮食吃，等到还粮食的时候利息也很高，一般借了一斗粮食要还一斗半。我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比没有土地的人高，大家都是一个阶级。我听说要土改的时候也很期待，内心没有任何疑问，认为土改之后一定可以过上好日子。我作为普通的农民，我始终相信党和国家的领导。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工作队进村的具体年份我不太记得，应该在1947年左右，但是我记得我们这里的徐区长人很好，特别公正。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后进行了土改宣传，我还参加过土改宣传的会议，但我没有发言。此外，我还去过县里开会，每次开会的时间都要在十天以上，主要学习党中央的政策。农民会成立之后才来的工作队，他们负责指导农民会工作。农民会成立时的干部有郑凤久，他是村里的老户，搬到过江东居住一段时间，后来回到村里担任农民会主任，他负责组织所有事情，包括定成分、分土地和分财产等。农民会里面的组长一般由雇农担任，听从主任的安排分配土地和财产。
2.划分阶级成分
土改的时候我是小中农，家里人和我的成分都一样，成分划分的具体标准主要依据家里的土地数量以及是否剥削人。我家有四垧地，家里没有剥削人，而且人均五亩地左右，因此我和家人都十分认可自己的成分，外人也没有任何异议。如果我家有一些土地再租一些土地则属于佃中农；如果剥削人、地多便属于地主，我们村里有一个小地主，他家有四到五口人和五到六天地，但是家里没有雇人，后来正是因为没有剥削人才被评为小地主，否则是村里的大地主。村里只划分了一次成分，没有进行二次划分。村上大概有一百户农民，将近四五百人，地主有十几户，分别是孙家、白家、赵家等，富农有将近二十户，中农占据一少半，剩下的农户基本都为贫雇农。我家里的亲戚没有人是地主或者富农，基本都为贫下中农。村里没有死地主，去世的人不会再被定成分。
3.挖苦根，斗地主
我对斗地主的事情不太清楚，因为在土改的时候担任干部，我主要背着枪在外面巡逻站岗。但我听说过斗地主的事情，有的地主因为被批斗而去投井，批斗地主的时候他们都很老实，根本不敢说话。我没有揭发过地主的罪行，也没有听说过村民公开给地主说好话或者同情地主，村里也没有批斗过死地主。我家里的亲戚没有人是地主或者富农，附近的邻居也没有人是地主或者富农。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我们这里有农民会，农民会负责和地主斗争，之后打倒地主分田地和财产。开会的时候都由贫下中农说的算，不让地主和富农参加。土改时我家里没有分到好的东西，只给了两条裤子、两个破被面和两个包袱皮，这些东西都是旧的，家里一直没有分到过农具和马车，全部都分给贫雇农了。分配土地的时候组织了集体、看田、插标和立界，而且还进行了丈量。分配土地和财产的时候没有干部贪污，他们都不敢这样做，因为贪污的话会被批斗。在分配土地和财产时大家并没有争执，全部按照工作队干部的要求做。
5.土改复查
土改在1949年解放之前结束，我没有听说过土地复查这件事。村里也没有清查漏网地主等情况，没有村民的成分被划错，当时也没有发放土地证书。但是村里进行了查田定产，主要的工作便是估计产量。在估产时主要看庄稼的好坏，如果庄稼好就会多估一些产量，如果庄稼不好则少估一些产量。我家里在除去公粮之后基本够吃，没有借过债。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之后我家里的土地亩数没有改变，始终没有买卖过土地。我家里一共有两个劳动力，分别是我和哥哥。在1950年时我参加了抗美援朝，主要负责抬担架；在1951年时回家，回来之后在村里担任公安、民兵队长、会计和副村长等；成立机耕队之后我就一直在机耕队当队长。土改之后我家的生活条件提高了一些，家里种植的作物分别有苞米、豆子、芝麻等，但是粮食的产量基本没有改变，一亩地大约可以打两百斤粮食。我家在土改之后参加了互助组，在农业方面基本没有困难。交公粮时按照土地的多少进行上交，家里剩的余粮基本够吃，不用从别人家里借粮食。互助组主要指水平相当的农户互相帮忙干活，有时还会给工票，比如我家和西边的郑殿如互相帮忙干活时，我给他干活他给我工票，他给我干活我也给他工票，等到冬天再一起算账，欠工票的人要给对方一些现金作为补偿。土改之后依旧要交公粮，需要把粮食送到东蛇山子的粮库。我在土改之后的生产热情还挺高，但是始终没有买卖过土地。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土改之后我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生活的压力也变小了。土改之后村里农户之间的生活差距比较小，因为农民都有耕种的土地。我家里始终没有经营副业，也没有人在外打工。我原来在大队干活基本都属于义务工，后来成立生产队之后才能挣工分。在抗美援朝时期有津贴，我担任过小队长，给我的津贴为三块多，普通战士的津贴为两块多，此后在大队开会、去县里学习、训练民兵等都属于义务，没有工资。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之后，我在村中的地位没有变化。我和其他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很好，我从来不得罪别人，村民跟我的关系也很好。我和地主、富农之间的关系也还行，主要因为我在土改之后担任干部，和各阶级的村民都要打交道。在土改之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变好，彼此之间更加和气。我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也很好，主要因为我在村里担任干部，必然要和其他干部保持联系。我和亲戚之间的关系也很好，一直都会互相帮助。村里的风气没有太大的变化，农民们都一样生活。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土改之后大家的土地都一样多，我没有特殊的看法，因为大家都平等、都平均，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土改时分地和土地承包时分地还有点区别，因为社会不一样了。我没有觉得自己比地主、富农的地位高，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土改之后我参加过兴修水利、兴修道路等，我去过冯家窝堡那里修河堤和看过河堤。修一次河堤的时间不固定，我记得有一次去月牙河那里修河堤差不多待了半个月。此外，我还去过大民屯修路，在那里住了三天左右。出劳工主要为了挣工分，差不多一天能挣十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补助。
我始终感谢我们的国家，要不是这个好社会就不会有我了。在旧社会我们都遭罪，在新社会我们能享福。每到过年的时候县里的领导还会到家里来看我，并且给我几百元钱，去年过年的时候还给了我三百元钱。我和我老伴的生活很好，既有地还有养老保险。我始终认为土改是一件好事，没有党的领导我们就没有地种。我们要感谢党。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我们村里大概在1950年成立互助组，我家在入社的时候把牲畜、农具等全部上交。我觉得还是现在更有助于农业发展，因为全部机械化，我们农民能省力。我记得在1960年左右挨过饿，我家里吃过苞米棒子和树皮，对比之下还是现在的生活更加好。但是土改并没有白搞，它让村民获得了土地，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实惠。我的总体看法便是我们要跟着党和国家的政策走，不能自己走歪路。
口述调查小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始终秉承“顶天立地、理论务农”的立院宗旨，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国家决策、学术研究和文明传承服务。我有幸参与到此项调查之中，希望通过受访者的讲述还原出农民眼中的历史。
2016年1月5日
我所调研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即至少需要80岁以上，且得记忆力较为清晰、口齿较为清楚的“明白老人”。在经历过土改的老年人日益减少的今天，我们这项工作无疑是在与时间赛跑。由于没有提前联系，在寻找合适访谈对象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
今天开始正式调研，我选择前往姑姑家所在村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那里的老人比较多。几经周折，最终我来到姨姥爷家，老人耳不聋、眼不花，之前还当过大队会计，还在生产队干过，这些生活经历跟我所要做的访谈内容十分契合。
2016年1月6日
昨天完成口述采访后，今天一整天都在整理录音资料。
2016年2月1日
这次我没去姑姑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姨姥爷白凤林家。他今年80岁左右，是一名退休教师，经历过土改，对于当时的记忆还是蛮清晰的，还特别健谈，在听我说明来意之后，老人特别配合我，基本上做到有问必答，因此访谈也挺顺利的。
访谈完姨姥爷之后，我准备下午去老姨家，因为她是当地医生，各个村里认识的人比较多，对于帮助我寻找合适的老人具有很大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田野实践后，我开始由以前的忐忑不安变成了钟情于此的“重度话痨”。果不其然，在这里我挖到了好几个“宝贝”。经过前期的试调研，我更加确信这些老人就是我要寻找的调研对象。
在老姨的带领下，我找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叫袁佐富，因为77岁时受过伤，老人说话有些模糊不清，记忆较为混乱，这是后期录音整理时的一个问题。
2016年2月2日
今天接着去调研，发生了一件“偶遇的美好”。行走在半路上，我碰到的一个老人，出于“职业敏感”，我赶紧凑上前去打听老人的年纪、听力和记忆力等相关状况。经了解，这位黄景生老人今年85岁，还记得土改时候的事情，说话也比较清楚，征得老人同意后，我们便随便找了个地方，开始了今天的访谈。
由于老人听力不太好，每次我提问的声音需要特别大，并且要凑到老人耳朵跟前，有时候还需要用笔把问题写在纸上，整理过后再提问，这对于长时段调研而言属于不小的挑战；而且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可能一直问下去，还需要留给老人充足的休息时间。总之，这次与以前的调研相比，多少感觉有些困难。问到最后，老人可能是累了，就不愿意回答太多问题了，于是只好作罢，想着回去先整理访谈资料，过几天再去找老人。
几天后却听说老人突然生病了，我去看望了老人，回来的路上想，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确实需要跟时间赛跑。
2016年3月3日
根据中农院的工作进程安排，最近要上传已撰写好的口述文本、录音及图片资料。由于口述访谈资料的工作量相当大，一份半个小时的录音，就需要整理八千字。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更加勤奋，早点把工作做完。
2016年4月2日
时过境迁，此时的我已成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一名学生，而这已经是第二次做华中师范大学的土改口述史项目了。第二次明显感觉到和第一次调研有所不同，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自己和老人们有话可聊，提纲也记住得差不多，可以相对熟练地控制对话。在此过程中，顺藤摸瓜的能力提高了不少，不像寒假调研时那样生疏。希望通过三年的历练，自己变得更优秀。
今天天气不错，就去亲戚家调研了，经过多方打听，王世杰老人似乎很符合我的调研要求，于是我进一步前去打听老人的经历，结果有很大的发现。老人虽然不是土改时期的工作队队员，但是在1956年时就在生产队干活，1961年在生产队当过会计，1969年在生产队当过保管员，主要负责看护东西、报销等，1973年担任生产队队长，1986年到1989年担任治保主任，1989年至2002年担任村委会主任，之后便在家务农。
老人对土改时期的事情记得较清楚，把他的亲身经历及一些见闻都和我讲了。在此过程中，老人的老伴也极力配合我，二人共同回忆过去，认真回答了我的每一个问题。此外，老奶奶还和我讲了许多关于自己家以及胡子[18]的事情，她家祖上是努尔哈赤的大臣，曾受到封赏，得到很大一片土地。东北人很多都是闯关东过来的，老人家也不例外，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老奶奶家里就通过卖土地赚了许多钱。当时东北有胡子，家里总是遭抢劫，过得也很凄惨，一路走来也是很不容易。
2016年4月9日
这次调研的老人，我得管他叫姑父。老人现在无儿无女，原来育有一子，儿子学习优异，但是后来因为升学不成功，导致精神恍惚，最终走丢了，至今还没有寻到。老人的老伴因为痛失儿子，身体一直不大好，很不愿意听别人谈论以前的事情，也不愿意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于是，为了照顾奶奶的情绪，此次访谈主要是在老人家的院子里完成的，老人的老伴一直待在屋中未出来过。老两口现在一起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孙万财老人的调研是在下午完成的，可能因为谈得比较开心，我忘了老人做饭的时间，导致他没能及时吃上饭。在沈阳附近的东北农村，岁数大的人家一般下午三点多就做饭了，自己以后还是需要注意更多的细节。
老人家里是雇农，分地的时候一大家子人只分到了七八亩地，别的什么也没分到，更不用说拿钱租地了，就是自己靠种地一直默默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我爷爷当年是土改工作队的老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他家这么穷苦，就拉了一车地瓜秧给老人家里生火，平时也尽量照顾他们家一点，一般有什么活也是让他去干，希望他能多赚点钱来养家。好在苦难岁月已经过去，老人和他的老伴现在过得很好，也非常乐观健谈。老人总说：这得感谢我大叔（也就是我的爷爷），要不在那个时候他帮咱们，我们也很难活下去。
2016年4月11日
这次的调研对象是一位86岁高龄的老奶奶，她叫张秀英。老人在土改时期结婚，结婚之后便参与到基层工作中，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带领妇女同胞们开会、唱歌、跳舞等，最后因为怀孕，老人才主动放弃工作。基于此，我发现这位老人经历丰富、头脑清楚，而且老人是我姑姥的婆婆，也很愿意配合我，加之老人很健谈，除了听力稍微不好，总体来看，简直属于完美的访谈对象。
2016年4月19日
这次的调研对象是一位老师，名叫孙洪恩，现年86岁，八年前搬到沈阳去住，最近因为自己的孙子结婚才回村参加婚礼。在得知老人回来的消息后，姑姥就带着我去找老人了。
这个老人自己的姥姥家就是大地主，他们家划成分时是中农，他了解的各方面情况也比较多元化，而且原来还教过我的爸爸，当过我妈妈的领导，和我的爷爷关系也不错，我们交流得很好。老人特别喜欢唠嗑，一看我来了，立马精神起来，连午睡都免了。老人走到哪都会拿个小本子和笔，把自己的见闻写下来，而且一直使用繁体字书写，我这次也是有幸“上榜”，被记录到了老人的小册子里。
但美中不足的是，老人这次回来是在女儿家居住，谈到后面的斗地主等问题时，他的女婿多次告知不要说具体是谁打了地主，有点影响了老人的积极性和热情，所以越到后面越有点不配合了，我也是绞尽脑汁让老人多和我谈谈，这次调研整体来看还是比较顺利，收获甚多。
2016年7月5日
上午接受访谈的老人名叫白玉田，今年84岁，土改之后在村里担任过会计、保管员等职务，是一位理想的受访老人。白玉田老人当时属于富裕中农成分，家庭的生活条件较之以往接受访谈的老人要好，但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不能做太多力气活。老人在沈阳的家具厂做过活，后来因为家中没有劳动力种地，便返回村里，后在村上当了两年会计，又在生产队担任保管员。老人十分健谈，而且也非常配合，对于过往的经历都能仔细回忆，没有半点隐瞒之处。除此之外，老人的儿子和儿媳也十分配合调研任务，从未打断老人的话语，我认为这点十分难能可贵。
下午接受访谈的老人名叫孙金山，今年已经91岁高龄，是村里十分难得的“宝贝”老人。
老人的一生十分幸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命好”。1950年，老人参加过抗美援朝，主要负责抬担架，几次与敌人的枪炮擦肩而过，老人认为自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今年91岁高龄的他，儿孙满堂，子女孝顺，晚年生活幸福。
【注释】
[1]顶三茬：当地方言，即可以达到三次的效果。
[2]拉锯：当地方言，即打仗。
[3]指定：肯定。
[4]糟白：当地方言，既打又骂。
[5]三前两后：当地方言，指几个亲朋好友。
[6]地照：土地执照。
[7]骨碌：普通含义是指旋转、滚动，北方方言则是指长度度量词，一般特定用于圆柱状物体，尺度较短，如：一骨碌木头。
[8]垄是东北对土地面积的一种衡量尺度。
[9]探头粮：当地方言，指粮食收下之后就要去还一多半的饥荒。
[10]成年：当地方言，即一整年。
[11]曳扯：当地方言，即厉害。
[12]东北人将最小的叔叔叫做老叔。
[13]一天地：当地方言，土地计量单位也有说一日（方言发音yǐ）地，十亩为一垧，即一公顷，一日地约等于十亩地。
[14]老倭：当地方言，即乌鸦。
[15]奔求：当地方言，类似于拼搏的意思。
[16]菜：懦弱的意思。
[17]此时老人还年幼，如何一人扛起一个家？存疑。
[18]即土匪。